编者按：7月11日18时04分，洪紫千在中央电视台CCTV1《正大综艺.动物来了》栏目中说亚洲象时说到：我是浙江象山人，我家（乡）来过3头大白象，逗笑了全世界（电视、电脑、手机）的亿万民众，现场特邀嘉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颈硕作家就当场调侃，欢笑着说“我就听你编”……在东海之滨一繁华处雕塑了3头大白象的地方就是浙江象山县县城，逗笑亿万观众的中央戏剧学院志愿者协会会长洪紫千大学生，就是《中国第一棵红美人“摇钱树”长在浙江晓塘乡》的作者，她也是浙江宁波象山晓塘乡的“新乡贤”，今天特别推荐大家阅读洪紫千与赵海辰在建党百年之际撰写的“乡贤”论文（版权属《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所有），让“乡贤文化”更好传承、弘扬，为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为丰富现实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做好乡贤文化工作。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一条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对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优秀乡贤精神，凝聚乡贤力量，充分发挥乡贤在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广大群众中培育知贤、颂贤、学贤的社会风尚。新乡典型人物层出不穷，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宣传。
洪紫千、赵海辰撰写的《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5月上第9期（总第205期）文化产业目录首篇。本期卷首语：《习近平：什么力量让中国青年永葆朝气》，封面：蔡元培、鲁迅与来华访问的萧伯纳。
《中国民族博览》杂志创办于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大型文化艺术类学术期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0-1220G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4198。本刊倡导大文化和大民族的办刊理念，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前瞻性为一体，荟萃学术思想，追踪学术前沿,理论联系实际,全方位展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成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本刊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认定通过的第二批学术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发现、龙源国际期刊网等全文收录期刊。
摘要：随着中国古代历朝治理体系变迁，乡贤应运而生并在官民之间充当着多元且重要的角色。直到数百年前，乡贤文化随着清朝的终结出现了断代。当今世界风云际会，正处风暴中心的中国需要通过重塑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名人文化关系密切的乡贤文化，深耕地方治理，进而向实现伟大复兴迈出重要一步。本文基于对乡贤文化发展历史的回溯、对社会变迁及我国一些特殊国情的分析，诠释重塑乡贤文化的必然性和“新乡贤”应有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乡贤; 历史必然; 当代价值; 时代特色; 老龄化; 互联网。
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作者：洪紫千 赵海辰
在“互联网+”时代，经济与网络高速发展，文化的承载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在城市扩张边缘下生存的乡村，应该寻求与时代接轨的发展方式。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乡贤这一角色不可避免地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塑造乡贤精神和提高乡贤责任感，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立足于当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新塑造乡贤文化。
一、历史回溯中的启发
（一）厘清定义
研究乡贤文化，必先厘清“乡贤”和“乡贤文化”的定义及二者关系。然“乡贤”的具体内涵在古代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在诸多文献中的释义也不尽相同。尤其是“乡贤”与“士绅”的关系，十分重要又颇为复杂：一说两者同义，先后出现而已;二说前者包含后者，或反之;三说两者并列且有交集，前者侧重道德品质，后者侧重经济实力。
为精准表述本文核心要义，本文取全国政协委员王志良的释义：“乡贤”是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传统的标准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二）历史沿革
夏朝以前，最早的乡贤群体基于百姓对“礼”的尊崇与慕往，从部落或联盟中富有威信和资历的长者中脱胎，并自觉承担起教化百姓、传道授业的责任。“礼”的绵延传承使乡贤文化开启千里不绝的“培土期”。
到夏商周及先秦实行分封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乡遂制”成为中国早期社会乡村自治制度的原型，主要依据“国人居乡、野人居遂”进行规制。这一阶段民众思想受国家影响小、受当地风土人情影响深，古代社会的基层制度初具雏形，乡贤文化进入“胚胎期”。
春秋战国各地贤士纷纷离乡求学、入仕，致使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涌现，如儒、道、法家创始人等。离乡成名的大家对家乡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甚至成为乡村文化精髓中的重要组成。如此，乡贤文化得丰沛的养料延入“孕育期”。
秦以郡县制治理地方，基层管理确立“乡官”为常设职位，设立并发展“乡”“亭”“里”为基层单位。汉在选官制度上又添察举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政治仕途，催发百姓效仿先贤之志、掀起民间好学之风。秦汉新制，使乡贤文化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初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乡贤文化仅能潜伏于动荡之下，勉强存续前朝的光辉，出现短暂的“延宕期”。
至隋唐稳定局面、再现大一统，又行科举制、大破“上品无寒门”，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乡贤文化重新崛起。北宋统治阶级重文政策培养出雄厚的文人阶级实力，更使文人阶级遍布于各个领域、寒门弟子的机遇更甚从前，乡贤文化自此迈入蓬勃盎然的“发展中期”。
到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对国家的影响空前。乡贤是基层百姓的精神代表，是央地联系的情感纽带，也是乡村建设的领头人。朱元璋之子朱曾所撰《宁夏志》专列乡贤人物、兴建乡贤祠，清朝更将乡贤列入其所属地区的志书中，当时的乡贤文化处于光辉鼎盛的“发展后期”。
在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十年间，政治局面混乱动荡、西方思想杂糅倒灌、传统文化千疮百孔，乡贤群体所依托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帝制陡然终结。乡贤逐步过渡为乡村精英，成为通过政治、经济等控制手段勉强维系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的“官民中介”，乡贤文化进入“衰退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和合作社等制度随计划经济体制的施行应运而生。国家权力第一次下渗到乡村，村民由此开始依附于基层政权，对乡贤群体的依附程度降低，乡贤文化步入“沉睡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以复苏;国家号召“先富带动后富”，政府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个体户与私营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带动国家教育水平发展，一批具有经济实力和民主意识的“经济精英”和“新型社会精英”重新返回了乡村政治文化中心，在乡村治理中的特殊作用逐渐凸显。自此，乡贤文化迎来“复苏期”。
（三）主要作用
从乡贤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乡贤群体在基层治理体制的完善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国家治理和乡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结合我国当下国情，需将其贡献和作用细分到点、与今对照。
1. 治理本乡
古代乡贤对本地主要起到治理作用，包括促进风习教化、处理乡里公务、推动基础建设等方面。
古代乡贤促进风习教化以感化乡里民众、净化社会思想，乡贤文化践行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乡贤非官却仍能以自身威望为本、以自身德行为例，使村民自愿接受其思想观念和道德的管辖，令一乡之风从善如流、众人之志见贤思齐。这是乡贤对本乡最主要的治理方面，即引领乡风。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堪称“三不朽”且桃李天下。更令人称道的是，阳明先生不仅桃李天下，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救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王阳明各立门户又情谊深厚的理学大儒湛若水则是增城之瑰宝、乡贤之典型。他官历两京，所到之处频建书院、著书讲学不息，全国各地门徒达四千余人。致仕回乡后更是关注广东的教育事业、扶持后学，甚至修居所于书院，四季轮居罗浮、西樵、天关、甘泉，不废弦歌;其俸禄也主要用于购买馆田、赡养四方学者，他还特意编写《崇俭约言》以防部分学生挥霍浪费。粤境一时人才辈出，岭南文化得以澎湃，广东今日的节俭民风也难免受其陶染。湛若水对家乡的影响则尤为深远，增城至今仍在择年举办纪念湛若水专题学术研讨会，若水故居、甘泉墓等重要遗迹受到社会重视和百姓尊重。
作为在明朝唯一任过国子监祭酒的漳浦人，林士章长期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不仅在国子监任司业、祭酒期间，制订出一套严密的考课制度，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回乡后，更是撰写碑记歌颂重教兴学，勉励学生好学笃思、尊师重道，对家乡漳州地区的文化教育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古代乡贤处理乡里公务以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生活，乡贤文化中蕴含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智慧：乡贤定规反映了古代社会“人治”外表下的“法治”，乡贤服众可以缓解基层社会的矛盾，乡贤对乡土进行综合管制能对重要事项做出决策。
古代乡贤推动基础建设以改善用度条件、造福生活环境，乡贤文化沿袭墨、农两家对科学研究和有识且劳的推崇：乡贤愿将毕生所学运用到实际的社会改造中去，带领百姓一起完善家乡的基础建设，与村民共同成为家乡建设者、成果受益者。
2. 联系央地
乡贤一般已对中央决策失去直接作用，但基于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却往往保留着与昔日同僚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乡贤离乡通常有一定时日，但由于中国特色的故土情结，又常常能迅速被家乡邻里接纳、融入基层社会。
这种双重身份令他们一方面熟悉朝廷的法令、政策，可以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员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熟悉当地百姓，易于得到民间社会的亲近和信任、进而掌握百姓的真实想法。清代县令王凤生曾写到：“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于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牧令书》卷一六)因为他们既是家乡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能利用其社会关系等特权代表地方百姓向官方传达民意;又是中央意志与地方执行的契合点，能利用其方言等地方习惯自然下传政令。乡贤在政府和基层民众中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朝野的纽带、官民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政权能力的不足，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和发展。
在如此历史条件下，乡贤曾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而在整个封建制社会统治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乡贤作为柔性评判道理的载体和实体，使乡贤文化充满人本性和亲善性，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乡土社会的重要产物。
二、立足当下：重塑与复兴的必然性
（一）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国家大力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乡贤这一群体正是立足于农民农业农村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面对乡村基层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无论从城乡发展一体化角度来说，还是考虑人民民意直达的要求，乡村的转型与发展都势在必行。作为农民群体、农业社会、农村背景下的传统文化产物，乡贤这一群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素质教育的开展使得乡村的寒门学子能够有机会步入城市工作，我们不能否定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可以使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可能，新乡贤就是建设乡村的重要人才之一。因此，新乡贤的培植与重塑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可忽视的一环。
随着市场化与文化建设的推进，乡贤文化不仅能在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中提高经济发展附加值、创造经济效益增长点，还能潜移默化地引领勤恳务实、不畏艰辛的社会风尚，为农村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基础。在产业发展上，当代乡贤的陆续回乡以自身学识、财富及创业才干、经验技能反哺桑梓，将为当地带来丰富的资金和技术回流，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乡民争取各项特殊政策，这都有利于农村产业发展、人民经济收入提升。
（二）人口结构倒置
中国于2019年就正式步入老龄社会，并成为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预测，2037年将是我国人口的最后一个小高峰。我国人口结构倒置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而少子化更加剧了结构性老龄化程度，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诸多社会保障需求正在不断变大，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
尽管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社会，研究在弥补人口红利流失的过程中，将老龄化优势发挥到最大、维护现有并挖掘更多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福利，对适配我国老龄社会、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正面意义。例如，高龄人群的普遍优势之一就是有丰富的人身阅历，而阅历正是广大青少年所欠缺的。作为创新发展的主力，青少年就需要以高龄人群的经验之谈为促进自身成长的养料，重塑乡贤文化就是以人为本加强老少交流沟通、构建“老吾老，幼吾幼”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
中国因幅员辽阔，各地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梁漱溟曾这样总结蒋百里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发现，“中国以整个国家为一个力量，而如何如何，似是很少的;亦就是国家没有力量。而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是从地方起来的”，其中对国家力量的断言是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否与当今中国适配有待商榷;但对地方力量的判断是在提醒我们，要多思考如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人口倒置背景下，高龄人群就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人人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地方性，因此“人人争做新乡贤”就是发动广大高龄群体做力所能及服务社会之事的方法之一。
（三）保护传统文化
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对乡土社会中稳定的价值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看到问题的社会人士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践行古村落保护。如梅州市要进行城市扩容时，城市规划者置文化遗产与古村落保护不顾，要求拆除大量的围龙屋，包括祠堂。在社会人士的奔走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三百多座古屋免于被摧毁，梅州市还因此出台《梅州市客家围龙屋保护条例》。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乡贤在此类事件中承担的责任就是以正义感保护传统文化，以影响力维护百姓利益，以身作则唤醒民众道德、构建良序社会。
保护传统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传统文化融入每个人的生命中，以民族的延续承载文化的绵延不绝。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人争做新乡贤”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人人都要带着未来成为乡贤的责任感工作、学习，这样才能以每个人的思想涟漪推动国家的进步，以每个人的精神力量撑起社会的风骨，使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宣传册中回归人的日常生活，使社会道德的要求从成文法中回归人的心灵世界。
三、结语
乡贤，是生发于中国历史、经过实践检验的本土经验。重塑乡贤文化，不仅要求延续历史的发展脉络以服务当代中国的需要，更要求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处理传统乡贤文化，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发展新乡贤文化，一方面要看清国情面貌、摸准时代脉搏，紧密结合时代特色、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要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最主要的人群特点，基于具体问题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89.
[2]李宁.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的作用[J].学术界，2017(11):75-8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4]王泉根：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J].中国文化研究，2014(4):165-168.
[5]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6]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J].浙江社会科学，2105(7):82-87.
[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82-87.
作者简介：
洪紫千(1999——)，浙江宁波人，中央戏剧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导演、社会学、乡贤文化;
赵海辰(2000——)，女，山西大同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乡贤文化。
注：本论文转载自国家一级大型期刊——《中国民族博览》杂志2021年5月上第9期(总第205期)105至107页。(周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