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词典谓之“名位与利禄，名声与利益”。《尹文子·大道上》:“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后汉书·种暠传》:“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可见，古人对名利的作用分析的是非常客观的：名利对于“君子”而言“未必须礼义”;对于“小人”而言，则是根治贪财习性的“良药”。
作为一种社会评价的结果，名利对个人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引导，它应该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副产品”。相反，如果有人将名利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名缰利锁也终将葬送他的前途。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曾经说过：“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无独有偶，北大教授季羡林曾对媒体说：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帽子摘下来吧!
白居易有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桂冠”是社会和群众给予的评价，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终会行之不远，贻害自身。在名利问题上，袁隆平、季羡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重温袁隆平的一席话，也许会使“争冠”者顿开茅塞、心胸豁达。他说：“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与袁隆平、季羡林的自摘桂冠不同，现在有的人成就不大，刚有了点小名气，就争戴、互送桂冠。正如唐代韩愈 《复志赋》所言:“惟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由此带来的“文人相重”的浮躁之风盛行，弊端多多。的确，名利具有“马太效应”，“损不足以奉有余”，既可以使快乐者更快乐，也可以使忧愁者更忧愁;既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雪上加霜。区别就在于承载者的德能如何，在于其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大都懂得个人名利是渺小的，国家和社会利益是伟大的;名利是暂时的，事业和人格是长久的。相比之下，而今有些人却时常遇不安、欲太盛，甚至耐不住诱惑和欲望的折磨而自甘堕落。比如，前些年盛行的“五十九岁”天花板现象，就是一些“为官者”名利太盛的写照：他们对照身边的人，不比素质比官位，不比政绩比待遇，甚至盯着官位干工作，一旦得不到提升就怨天怨地，要么从此精神萎靡，一蹶不振，要么利用职务之便大搞权钱交易，最终自甘堕落坠入贪腐的泥潭。
东汉有位名叫法真的大儒，知识渊博，可称大才。他生于官宦之家，却天生淡泊名利;曾被汉顺帝四次征召出仕，均坚辞不受。他的朋友郭正评价他：“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名与利，确实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但求名逐利应该做到取之有道、名符其实，不能沽名钓誉，更不能乱捧瞎吹，炒作起哄。以个人名利思想作行为引导，着眼于那一顶顶耀眼夺目的“桂冠”和其能够带来的实利，则难免因誉致毁，求荣取辱，玷污自己的人格。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真正做到当官是一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名利是暂时，党的事业是永恒的。唯有如此，才能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真正做到敬民，亲民，爱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静望天外云卷云舒。”人生在世，何必一定要困绕在“名利”二字上不能自拔呢?当真正淡泊了名利，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生活的空间对自己是如此的广阔。一个人只有树立正确的名利观，才能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耐得住寂寞，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本职，始终如一地追求高尚人生，才能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徐明钦、杨皓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