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家镇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你对古建筑蛮有兴趣，何不去看看我们镇里的一座培园?于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一个秋风送爽的日子，我去了。
车进芦茅村，一直注意两旁的屋面，很快看到右边一堵青石砖大墙，一看就是古建筑，很好辨认的。一手拿相机一手拿笔记本走上凹凸不平但依然排列整齐的石阶，抬头看到“培园”的院名。走进去，一位居住槽门屋的老太太正在洗衣，她见一个陌生人来了，立即起身，眼光警觉地上下打量我，毫不客气地质询客从何来?找谁?
我立刻扯了一个谎说，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远嫁长沙，她委托我看看她待字闺中时住过的老屋，并且还要求我拍下这座老院给她看看。老太太警惕心还保持着，问，她叫什么名字?我胡乱说了个名字康淑娟。老太太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不认识。她的老祖宗也是这屋里的吧?说着话时，她脸上早已阴转晴换上一副笑脸，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起这座老院的前世今生。
老太太说，这里曾经是一片富庶的田园，人口众多，一条小溪河长年流水不断，浇灌着两岸的良田美土。清代时期，这里曾相继出现几个大户人家，建有富贵堂、梅园和康氏宗祠。老太太沉入回忆中，感叹地说，“都是富丽堂皇的大院呐!我小时候经常到那些大院里去玩。”
老太太接着说了建培园。她说，大概是清代中期，她们的祖先康继忠父子辛劳半辈子，积累了一笔资金，想着也要为后代建一座大院。，请一位风水先生看了多处山地后，最后选定象鼻山。培园建好后，有槽门屋、正房和左右厢房，房舍之间紧密相联，形成完整的四合院。老太太说，在此之前建的那些大户庄园都被称为老屋院，培园叫新屋院、又叫康家大院。
老太太的脸色又由晴转阴感叹地说，都拆掉了啊!对面的康家祠堂，那边的富贵堂和梅园，都没有印迹了，改建出一栋栋的新屋了。我扫一眼院内，正房拆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四层楼的大楼，右厢房拆成一片废墟，左厢房还在但无人居住，看来只有老太太和她的老头子依然固守着槽门屋。
左厢房还保留着
老太太还居住着槽门右边的两间屋子
培园的两扇大门很厚实，我拉了拉它，100多年呐，它们居然还能自由地转动。我还细看了院门的两边基石，看过后把老太太招过来，抚摸着基石上雕刻的花纹对她说，您看，这些花纹刻的是一个老字“康”，下面是一只花瓶，花开富贵，四季平(瓶)安呢!
“培园是出了人才的!”老太太又高兴了，她板着手指头眉飞色舞地说，当年风水先生看屋场地时没说错，解放后，我们这屋里出了一位大庸市副市长、政协主席，一位武汉市城建处处长，一位解放军某部副师级军官，一位娄底市公安局副处级领导，还有好多好多……“可是，”老太太的语气一下子又伤感起来说，“他们都不回来了啊!哪怕是回来一次，看一眼也好。你那位女同学还好些，出嫁了还晓得托老同学拍几张她娘家的照片……“
看着情绪低落的老太太，我安慰她说，他们都有出息了，光宗耀祖呢，好咧!我指着院门上的“培园”两字又说，正象你们的老祖宗那样，当年要建这么一座培园，其实就是意在“培”养后代。在农耕社会，只要你发狠劳动就能致富，就能建起一座大院。但他们又不愿意儿孙辈如他们那样困死在田坑下，因此下死力地送子女读书，只有读出书来才能走出乡村。老太太点着头说“是，是……”，由伤感转为兴奋，还不忘夸奖我一句，你这位同志蛮会说话。
老太太说话时，我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我一停笔，她向我伸出手要看我的本子，我把本子递给她，问她，您读过几年书吧?老太太一笑说，还认得几个字呐。她看了一看本子又递还给我，不好意思地说，老了，没眼镜看不清啦。我心想，她也不是存心要看我写了些什么，只是想证实我记没记下她说的故事。
我回到槽门边，抚摸大门左右的两根石柱，想摸出它的门联，但没有字，岁月的风霜已经剥蚀了它们。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这上面刻的是一副什么对联吗?她遗憾地摇摇头。这确实是个遗憾，但我相信，肯定有培园的后人记着了的。
在民国时期的乡民社会，许多从乡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当他们从政界、军界、商界，以及文教卫岗位退职退休后会回到故土，投资投劳建设乡村。又比如民国有名气的儒家学者梁漱溟，他就曾经亲自参与过“乡村建设”七年。
走出院门，放眼远看宽阔的田野，思绪飞去很远……我想，时光进入新时代，一批一批的农耕子弟相跟着外出打工，不事农桑。当城市文明进入到某个阶段比如迟疑、摸索甚至暂停时，必然会大量裁减城市流动人员，那时候，那些农民工还能回归田园吗?他/她们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育秧，什么时候该种什么蔬菜吗?
过去几十年，落后的农业哺养过工业，贫穷的乡村支持过城市，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文明振兴乡村建设，还有相当难走的一段路程……(作者：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