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千钟粟

孩提时代，看见二位兄长一来一去的摇头晃脑吟诗对唱“春风又绿江南岸……”“日照香炉生紫烟……”就问，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答曰，是从书上来的。听父亲讲“桃园三结义”“梁山泊好汉”的故事，问这故事哪来的?兄长说，书上来的。又是书上来的呀!“书”一定是一位颇有知识的老人吧。

于是，对书有了好奇心，甚至于崇拜，虔诚以待。读初二时，有一天上语文课，谢老师突然心血来潮，在黑板上写下三句话：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谢老师对这三句话作了简单的解释后大声地鼓励我们说，“读书啊!什么都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也曾努力读书，想着读高中，读大学。但很快夭折了读书梦，初中毕业即被扫地下乡，从此与书绝缘。十五年下乡教育了我一套完全不同的“自有”理论：劳动自有充饥粟，劳动自有茅草屋，劳动自有妻如玉——这里要作个解释：生产队不是福利机构，没做工没赚工分就没有粮食分给你。而且，良家女孩都愿意嫁给一个勤劳发狠的种田汉而不是一个懒汉。说“妻如玉”，是因为至今为止，我还没听说过在知青年代结婚的知青夫妇有离婚的，不比现在的“90后”“00后”有些青年男女，结也忽焉，离也忽焉。我们那时候的妻(或夫)真的是“玉”呢——后来，即使我进城当上了“工人阶级”，同事们依然笑我是个“二农民”。而立之年正是盘家养口的时期，我的三个“劳动自有”观念未变，反而变本加厉更像“二农民”。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退休后，有了大片时光，又想起当年谢老师教育的三个“书中自有”，于是恶补读书，这才有机会读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来龙去脉——这至少要从唐代说起。

历史不忍细看，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有教无类”，无论纨绔子弟或农家弟子，都可以接受教育。特别是始于隋朝废于清代历经1300余年的科举制，在严厉的选拔制度下，富家子弟和穷人孩子公开平等地参加科举考试，而且绝对会获得一个公平的结果：录取的农家子弟可以作官获得为民谋福祉的权力，落榜的富二代只能悻悻而去。

科举制催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读书风气。唐代文臣是香饽饽，读书风气漾然，文明礼节周全。唐代的读书仔每年要过四个考试关，即旬考(每月小考三次)、月考、季考、年考，还有毕业考，连续三年毕业考不及格，开除学籍。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造就了文化的经济的盛唐，至今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至宋代，宋王朝效唐重文，鼓励读书，重用读书人，居然形成了贬抑武人参政的格局，建立起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宋王朝规定，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宋真宗皇帝老儿赵恒御还亲笔作《励学篇》鼓励和培养读书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励学篇》一经发布，迷住了天下士子无数，影响几近千年。

公证而论，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最绚丽的两颗明珠!

赶考

时代更迭，现代的国考(高考)，其原生态已被破坏，考试前的试卷泄密，考试中的考生舞弊，考试后的李代桃僵(贪官行贿将自己的儿女冒名顶替其他录取生入学)，公开、公正、公平呢?这是不是教育不但没进步，反而退步?再后来，考公务员居然演变成“国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客观地说，凡是科举制考上去的官员，十有八九是好官，他们怀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施展才干，大有一番作为。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他们只是为借读书而入仕，获得一个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机会(权力)而已。然而，当他们一旦发现官场黑暗，也绝不会同流合污，或冒死进谏被流放，或辞官归田务农，或隐居山林自得其乐，这是读书人的气节!

学好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义正词严，怒斥昏君

不作昏臣，辞官归田

现代许多官员也懂得“书中自有千钟粟”的道理，他们不是读书，而是直取文凭以为“书”，以权、以钱换取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文凭——这是对知识的最无耻的侮辱!

看来，工农式的简单劳动只能维持温饱而不能致富。如今许多农民都懂得，要致富，先读书，他们不惜以全部家资供子女读书，哪怕供到返贫也在所不惜。这样供出来的子女有两个可能致富：一是以知识致富，这是正当致富;二是堕落成贪官，以权致富，此为非法致富。报载，有许多贪官最后在法庭上陈述，本来出身贫困家庭，只是后来忘本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