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伯夷列传》是西汉司马迁著作《史记》中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突破常规体例，清丽奇崛，在体裁上文无定法，似论似传似序。前半部分以“让国”领起，后半部分则以孔子和孔子弟子的言论展开，深情咏叹。破体之功缘起“尚义”之精神，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叩问。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彰显着他对天道是非的探讨，根据自身经历，通过《伯夷列传》评判了“天人之际”这一难题。
关键词：司马迁;《伯夷列传》;破体;天道
《伯夷列传》是《史记》中七十列传的首篇。该篇是司马迁遭遇腐刑后的发愤抒情之作。不仅形式上匠心独运，不同于一般传记的写作套路，有破体之功;内容上我们也不难窥见司马迁在天人之际的困惑与抉择，实为一篇流光溢彩的发愤奇文。
一、破体成文
破体，是少数文学家在文体选择过程中的伟大尝试，《史记》中的篇目往往都是互相陪衬、互相照应的。有些篇目位置特殊，例如本纪、世家、表等的首篇，都暗藏深意，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伯夷列传》地位
《史记》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的安排不是随意为之，自有司马迁之用心。既然如此精心编排，那为何将《伯夷列传》置于首篇呢?将本纪、世家、列传第一篇作比较后，我们不难发现：“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太伯避历，江蛮是适……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这些位《史记》体例首篇之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有“让”之德行。而夷齐兄弟让国，足显其高风亮节。
章学诚从文体论角度评价《史记》《汉书》：“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伯夷列传》中的《史记》之圆便可见一斑，不囿成法，灵活多变，打破史书常规，体裁丰富。《伯夷列传》笔法奇妙，从其文学体裁看，明显已有破体痕迹。
(二)文学体裁、结构之破
作为纪传体史书，叙述人物应该详细具体，形象饱满，从细微动作，对话，神情窥见各人物性情。然而《伯夷列传》中，关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只三件，篇幅较少。一是让国出逃;二是叩马谏文王，三是不食周栗，诸多细节点到为止，无法说清道明一系列事件的原因，便匆匆作结。这种情况在整本《史记》中也只此一例。由此可见，《伯夷列传》确有破体之说。
再看其后半部分，司马迁从“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写起，整体围绕孔子及孔子弟子言论展开。言语间可以看出太史公对孔子思想的重视和接受。结合《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尊称“尼山大圣”“至圣”，对孔子之“仁义”之肯定。今于《伯夷列传》穿插孔子事迹配合破体也是在情理之中。
(三)“尚义”精神
深入思想层面，《伯夷列传》的破体，与司马迁遭遇腐刑、舍生忘死、发愤著书的创作动机直接相关。结合《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开创列传体例的动机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就该篇来看，司马迁也明确提出“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由此可见，《伯夷列传》处处透露出司马迁对尚义、行义、廉义精神的发扬，也是太史公的写作动机。因与个人经历及其尚义精神有关，《伯夷列传》位居列传之首，区别他传的破体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命运与天道
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此时经历了牢狱腐刑，正处于极度困苦之中，一个人怨到极致，自然会追问到天人之际，有了这样的追问，生命另一重境界就会自然显现了。
(一)著文背景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后继承祖业为太史公。这样的家学渊源，加之其自身强烈的历史责任，让他立志撰写一部史学巨作。但史官在汉代地位不高，其父司马谈在将死之际嘱咐司马迁让他继承孔子作《春秋》之绪，不废天下文史。但他初期还仅是知识层面的认知，并没有切身体悟，后经过深沉苦难铸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当司马迁准备开始撰写《史记》时，适逢李陵之祸，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情思郁结，不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后又经历朝政时局动荡，此时司马迁意识到必须要解决命运与天道的困惑，才能开辟新的道路。
(二)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司马迁对天道的公正性还是有所疑虑的，究竟是随心所欲还是以德为主?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列传》引用老子名言，反映出常人对天道的看法普遍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这样德行高洁，善良的伯夷、叔齐，最终却饿死在首阳山上，天道命运真的公平吗?使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司马迁继续举例“颜渊早夭，盗跖却能够颐养天年”后世许多学者从“德福一致”角度，思考伯夷、叔齐的遭遇与命运，向我们展示德行与幸福并无必然联系。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命运中是否有部分与天道相合?任何人不吃饭都会饥饿，伯夷、叔齐也是如此，合乎自然规律;但命运中人为部分就不会按天道而行，伯夷、叔齐忠于国家却结局悲惨，细看得以善终者，奸佞忠义之徒皆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人的某些行为并不会有其相应的结果，其中还有身份、运气、地位等影响因素，导致结果的变化。命运天道的不公，常常使人疑惑怨恨，伯夷、叔齐行为德行无缺，即使临死前，他们也不怀疑天道的公正性，只是感叹国运、人心、乱世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变量因素罢了。
(三)对天道的正确态度
那既然命运无常，我们是否只能听从天道命运安排呢?我们把伯夷、叔齐与周武王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他们在相遇前已经对自己心中的天道做出了不同道路的选择。周武王是历史介入者，伯夷、叔齐更像历史的旁观者。这也就说明，敢于面对的行动者往往比消极避世者更容易从不公的命运中挣扎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在《伯夷列传》中，我们发现在许多变量：性格，地位，人性等影响下，命运并不完全与德行挂钩。但只要他们一直保持着完整高尚的德行，在大浪淘沙中，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终会给予正确的评价，这才是天道背后真正的公正。《伯夷列传》真正难懂的并不是那些晦涩的文字，天道的真理，而是司马迁藏在天道后的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背后的内容需要我们深入体会。
三、结语
《伯夷列传》虽然论赞居多，但彼此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呼应。文本有鲜明对比，有设问疑惑，一些问题看似平淡，却能直击人心，耐人寻味，太史公之笔力，可见一斑。我们从其饱含情感的记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司马迁将《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篇的原因。了解著书背景后，司马迁之怨愤困惑，对天道公正发出的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穷究天命的太史公，了解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史书之不朽，对人之启发也出于此。(宿迁学院：周心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