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国家教育政策调整和社会发展需求变化，我国部分地区中小学教育领域开始出现“民转公”，即该部分中小学从原本由民间资本运营的私立学校，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公立学校，接受政府管理并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均衡教育资源分配、提升教育公平性、加强对教育质量的监管。然而，基层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学在“民转公”的进程中存在三大难点，有待引起关注。
一是资金调配引发的争议频现。资金是制约“民转公”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将民办学校转为公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由于转公后学校相关经费由地方统一财政拨款，如何合理调配现有教育资源和有限财政经费成为“民转公”进程中重要痛点。同时，由于转变过程中政府与前期主体财务剥离涉及复杂，期间产生的相应资金纠纷，也造成学校“转公”后面临挑战。如南方周末2024年3月31日报道的《民办学校骤然转公后，国有公司被判赔近3000 万元》显示，蒙自市蒙自南开学校因需转为公办学校，而由于其前期为多方共建，包括蒙自市教育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蒙自市财政局间接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南开公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和东莞四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在转公后多方合作破裂，东莞四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终国有企业蒙自市教育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被认定需赔偿合作方2943.36万元。又如中国教育新闻网2023年9月20日报道的《“公参民” 学校转公后办学如何破局》一文中表示，“公参民”学校经费全部来自学生学费，使用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较高，但“转 公”后，学校全部办学经费均来自财政拨款，学校自主调配经费的空间不断压缩。
二是管理体制的转型难度不容小觑。中小学“民转公”过程中，教师管理和体制发生转型与融合，如发生编制体系变化、福利待遇转换、绩效考核体系重建等问题。一方面教师将面临由相对灵活的薪酬体系到相对受限的公立编制体系变化，另一方面公立学校的教师标准化也容易产生管理流程不畅等问题，影响教师队伍建设与社会稳定，成为制约学校“民转公”中阻碍。如微信公众号“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治理研究中心”2024年4月2日发表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学校治理的风险及规避策略》表示，对于转制为公办学校的“公参民” 学校，派出的在编教师将回到原公办学校，可能导致原公办学校人员过剩，难以妥善安排。同时，由于学校办学性质、身份待遇等方面的变化，非在编的聘用教师也将可能流失，给教师队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又如知乎用户“得闲饮茶”2023年1月2日在“知乎”平台发表的《作为教师学校民转公后的真实感受》贴文中表示，“以前每个月的工资主要由课时费和绩效构成，不同老师因为班级成绩排名的差异绩效 差很多的，最高和最低能差3000-4000，但现在无论成绩高低大家拿的都差不多，整体每个月还少了1000多”“钱变少了，事还多了。现在变成公办就要完成各种省市教师网络学习啊，党员大会啊，大型考试监考啊等等事情，真的巨麻烦，总是占用周六时间”。
三是获取家长与社会持续信任不易。伴随“民转公”进程持续推进，部分家长和社会群体对“民转公”后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存在疑虑，家长担心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无法达到预期，而社会部分舆论也对改革持观望态度，缺乏足够的信心支持。根据一项针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学生和家长的调查数据显示，73.68%的学生及家长选择入读民办学校是因为“教学质量好”，39.34%的学生及家长反对“调整到区内另一区域的公办学校就读”。(出处:微信公众号“利群律师事务所”，2023年12月5日，《利群视点|义务教育“民转公”法律风险检视及应对 ——基于 20 所学校调查的实证研究》)。如网友“张玺”在南方周末客户端评论表示，“天津的南开公能小学也被转成了公办，本来以为非学区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质量，可惜事与愿违，看操场上学 校的体育老师说的都不是普通话”。
对此，建议:
一是政策指引需精准有力。从宏观层面出发，中小学“民转公”改革需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转公的具体步骤和目标。同时，出台相应的财政支持和财务剥离政策，确保资金调配合理，避免财务纠纷。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和公平性。二是体制改革须创新求变。在教师管理体制上需实现创新，融合规范运作与灵活机制，面对中小学“民转公”所带来的教师管理挑战，应明确编制转化方案的具体规则，确保过程公正透明。同时为“民转公”教师设立一定时间的过渡期限，以帮助他们逐步适应公立学校的管理体系。三是社会参与感要加强。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全面发布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步骤、时间表等关键信息，确保公众知情权。同时，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及教育部门负责人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以权威声音解答社会疑虑，增进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与认同，为“民转公”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胡炎林 王振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