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来到内蒙古敖汉旗泡温泉治疗风湿病，前后待了十个多月。病治好了自不用提，在这十个月，由春至秋三百多天的时光里，大地上见不到什么绿色。端午节，我登上温泉后面的山顶瞭望。山沟里的村庄有四五棵树，河边的庄稼地有几条绿。这是视野里全部的植被，余下全是强烈阳光下的白垩色秃山，炎热干燥。如果下一点雨，山上的沟壑竟会洪水泛滥。
这一回，我乘车行驶一百多公里，穿行敖汉旗南北。四十年了，眼中所见无不葱茏。庄稼挺拔，村庄与雄浑的大山俱为森林覆盖，见不到一块裸土。大地上，不绿的只有闪光的河流与黝黑的公路。高速路中间隔不远插着一排彩旗，风中招展着同样的字——防火。防火?这是敖汉吗?彩旗从车窗掠过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是的，这里是赤峰市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北麓，是兴隆洼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发祥地，“国家级林业科技示范县”“中国再造秀美山川先进旗”。
绿化，看似只是没树的地方有了树而已。然而没有经历，就永远不知道草木与人生死相依的联系。看到绵延不断的森林，如同看到敖汉老百姓的命运改变，从拮据到幸福。
当年我在敖汉看到的是什么?春天，粮食短缺，嫩树叶和野菜都被吃个精光。有温泉的林家地乡当年每亩地年产量二十多斤——我没有说错，亩产二十多斤，人当然吃不饱。这跟植被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树和草，敖汉旗北部变为流沙区，南部山区成了水土流失严重的水蚀区。流沙区的“沙丘会打滚，沙坨能长腿。”农民房子晚上睡觉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流沙堆满窗台，顺窗缝流到炕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五十多座中小型水库和塘坝，十几年时间，有三十多座被风沙淤泥填平。全旗八千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到了七成以上，土壤有机质流失总量远远超过增长总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敖汉旗委旗政府痛下决断，组织全旗农民开展集团作战，北部沙区防风固沙，南部山区小流域治理。旗委换了五任书记，旗政府换了五任旗长，植树造林从未懈怠。
大会战是什么景象?敖汉旗近六十万人口，其中近五十万人杀进荒山荒漠，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有机关干部和学生。各乡镇忙完农事，家家户户出人，套驴车，拉上干粮和行李，浩浩荡荡集结出发。几个村的农民共治一座山，治完这座再治那座，一年干三季，入冬才歇工。他们植树没有国家拨款，不是机械化造林，全是义务献工土法造林。人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许多农民在山上干了十几年。
在北部流沙区，农民把豆秸铺在沙丘上，下面撒上草籽。第二年蒿草成活，一棵一棵移栽在沙丘上，再在上面植杨柳树。南部山区，植树前要开展小流域治理，把雨水留在山上。农民第一个办法是挖水平坑——先挖大坑，坑里再挖一个小坑，装土栽松树。之后在大坑下边筑一圈土坝，撒上草籽长草。第二个办法是沟底拦塘坝，截住山上的水流。第三个办法是挖瓮形水窖存水。第四个办法是修梯田。干部检查水平坑鱼鳞坑的长宽高，做了一个木框子，扔到坑里合适就合格。敖汉农民手里的铁锹杠上都有刻度，刻着公分尺度。
三十年中，敖汉旗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面积六百万亩，挖鱼鳞坑水平坑两亿个，拦塘坝四万多个，高标准水平梯田六十多万亩。种植人工林五百八十万亩。种草一百万多亩。
敖汉大地上郁郁葱葱的树，每一棵树的后边都藏着悲壮的故事。九十年代的旗委书记张智，每天进工地检查造林工作。他步行上山探察，下山后，裤子剐得稀烂;九十年代初，敖润苏莫苏木的新婚夫妇鲍永新、于艳文承包了一万亩沙地，在沙漠深处造个小房子住下来，鲍永新到外面办事，留在沙漠的于艳文怕屋里水源引来狼，搂着狗在屋外沙窝子里趴了一宿。三十年，他俩治理的流沙变成绿洲，鲍永新荣获全国十大绿化标兵荣誉称号。
在敖润苏莫苏木的山林里，有这样的标志牌——李儒防护林，李儒大坝，李儒沙包。李儒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敖汉旗人大常委会时任副主任，负责这里的绿化工作，带领几千名农民造林种草。李儒没日没夜带病工作，一次昏倒在工地，因病去世。农牧民闻讯，纷纷索要他的照片留念。赤峰市政府决定为绿化功臣李儒立碑致敬。这座“李儒碑”立在石虎山烈士陵园，周围松涛低语，传至远方。
三十年，敖汉人民以无比坚韧的意志力植树造林，换来山川秀美，大地绿荫。树带来了什么?山区年平均八成的径流总量被水保措施拦蓄，水不下山了。地下水位平均上涨两米，年平均风沙日数减少二十五天，播种期提前一个多月。所谓风调雨顺，不就说这个吗?敖汉旗如今是产粮重镇，敖汉小米享誉四方。
我遥望森林苍郁的大山，尽管看不清山上的每一棵树。但我知道，敖汉每一棵树下面都留下造林者的脚印和汗水。可惜树不说话，山不说话，沙漠不说话;如果它们可以言说，会说出多少敖汉人民绿化大地的难忘故事，长久流传。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8日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