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由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组成;
70年，变的是发展的领域和方向，不变的是精神的传承，是实现强国梦的脚步;
70年，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产业繁荣、教育事业发展，共同印证了新中国所经历的坎坷和辉煌，载录着一个民族的自强、自信与自豪。
“70年，共同走过”，让我们一起走近科技、教育、文化相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两代人，倾听过往故事、关注今昔变化、展望未来岁月，探寻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伟大成就的密码。
——编 者
文艺创作是时代的产物，时代赋予文艺以生命，文艺应时代而繁荣。70年来，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领域，文艺创作不断繁荣，在数量增长、形态丰富、质量提升等多方面成绩显著，现实题材创作加强，精品力作竞相盛放。
作家贾平凹
使命感一直在
许久没有露面的作家贾平凹，近日出现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为“茅奖”得主、陕西作家陈彦颁奖。陈忠实、贾平凹、陈彦……陕西的土地，滋养了相继传承、延绵不绝的作家群。贾平凹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写作40余年来，他不断从家乡汲取着创作的养分，“我的创作一直是站在家乡看中国，后来离开家乡到西安，站在西安的角度又把家乡看得更清楚，回过头再去看中国和世界，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几乎每10年就有一次明显的变化。1985年前后，他一方面大量地接触西方现代文学，另一方面返回故乡采风，在传统文化里“寻根”，从而结束自己写作上的“流寇主义”，建立自己的文学“根据地”。那一时期，他写出了《商州三录》《浮躁》以及一系列关于商州的中短篇小说。1995年左右，贾平凹对于社会、人生、人性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创作了《白夜》《高老庄》等长篇小说。2005年后，贾平凹更多地思考国家、民族百年来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写出了《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等长篇小说，构建起一个立足陕西、辐射中国的文学世界。
在作家圈，贾平凹的认真出了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用笔写作，每一部作品、每一篇稿件都先在笔记本上打草稿，再在稿纸上一遍一遍抄写、修改。67万字的《古炉》，整整修改抄写了3遍，《带灯》改了5遍，写坏了将近300支笔。面对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他带着使命感和紧迫感，丝毫不敢怠惰：“几十年都是这样写过来，现在年龄大了，精力慢慢不行了，也不能熬夜，写作速度越来越慢，但我觉得还有东西要写。我在城市生活了40多年，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还在写作中，明年再献给广大读者。”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对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贾平凹有着清晰的思考：“任何人都无法和身处的时代剥离，作家更是如此。即便文学作品中有前瞻和超越的东西，那也是在时代的坚实基础上生发的。作家应以最大的热情去关注、认识、思考和研究这个时代，以最大的真诚来反映时代。如果作家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这个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某一点上暗合或交叉重叠，那写出来的就是时代、国家、民族的故事。这很难，但作家应该为之去追求。”
在他看来，伟大的时代里伟大的作品必不可缺：“作家首先得有大的视野，这视野是人类性的;然后要对身处的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把握，对世间万物有完全的洞悉和思考;再就是潜下心来创作，现在干扰创作、诱惑作者的东西太多，作家在写作时只有眼前无一物，笔底才可能有波澜。”
导演韩延
生力军在成长
2015年，导演韩延的作品《滚蛋吧!肿瘤君》代表中国角逐第八十八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那一年，他32岁。《滚蛋吧!肿瘤君》在国内票房突破5.1亿元，远远超过韩延自己预期的1亿元。他明显地感到，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跟过去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了。
韩延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电影导演。中学时期，他让父亲订阅了《电影文学》《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等期刊。杂志专访中，导演们不无例外地谈到种种困难，比如没有人愿意投资，常常拍到一半资金就中断了，拍摄条件艰苦……“那时候拍个电影太难了。”韩延说。
但他没有放下当导演的执念。2002年，韩延如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编导专业，而同期考进来的同学中，不少人的志向并不在电影，而是想毕业后回到地方电视台当编导。或许由此可以对中国电影当时的处境管窥一斑——2002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前一年，也是中国电影最艰难的时刻。那一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不到10亿元。
真正让韩延觉得这样的状态得到改观，是在他大学即将毕业那两年。韩延回忆，当时有记者问他：“你平时都看国产电影吗?”韩延回答：“国产电影一年也没多少部，只要有新片上映，我都会第一时间去电影院看。”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有点大言不惭：“国产片多到已经看不过来了。”那段时间，国产电影突然出现井喷，仿佛就在一瞬间，许多新的年轻导演涌现出来。
这些新导演中，让韩延印象最深刻的是宁浩。“上学的时候我在拍短片，当时身边的师哥说有位叫宁浩的导演短片拍得不错。但一转眼，我还没毕业，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就卖了2000多万元票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的状态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中国电影市场从2012年开始超越日本，始终保持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2014年，韩延获得了拍摄《滚蛋吧!肿瘤君》的机会。那年，全国电影总票房逼近300亿元。市场更大了，机会更多了。
但他也观察到，另一个问题潜伏在这个巨大市场里。“宣传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太大了，观众更关注宣传造势，而不是影片品质本身。”此后，口碑对电影票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观众在购票之前习惯性通过各种打分平台看到每一部电影的口碑。慢慢地，电影宣传的功能已经从造势变成了告知，这让创作者主动地回到创作本身，回到内容本身。“这样的市场环境是在为创作者解开枷锁，也会给创作者更多信心。”韩延说。
同样在2014年，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开始每年举办“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韩延也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不少行业协会和电影公司陆续推出培养计划，如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贾樟柯导演主导的“添翼计划”、宁浩导演主导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等。受益于扶持项目，更多像韩延一样的青年电影人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电影的生力军。
“中国电影往前走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生态。”韩延认为，青年导演的成长让中国电影在创作的多元化上呈现出逐渐打开的趋势，“电影的视听语言更加现代，导演不再只关注自己的表达需求，而是更多地考虑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审美需求。”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和创作人员心态的日益开放，韩延开始更多地思考中国传统美学对当下电影创作的重要意义。“技术可以学，但中国文化里的古典气质是其他国家的人学不会的。如何挖掘并表达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能和电影相结合的部分，我们应该去探究和追寻。”韩延说，“未来，中国美学的风格可能会成为国产电影最重要的立足点。”
本版制图：张丹峰
《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16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