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
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
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
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
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
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
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
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
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
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
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
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
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
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
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
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
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
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
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
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
“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
（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