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精神支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一统”、“以人为本”、“仁义”、“天人合一”以及“和合”等思想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中国血脉，使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坚定“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文化基因;“两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指深深潜藏在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传、恒久不变的思想理念”，是呈现社会繁荣兴盛、蓬勃向上画面的调色盘。“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支撑我们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的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是中国人5000多年的智慧结晶，经久不衰。在面对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节点，党中央果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文化基因就好比中国古代五声音调“宫、商、角、徽、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犹如一本乐谱，正是因为“宫、商、角、徽、羽”，中国式现代化这本乐谱才与西方现代化五线谱截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才得以推进和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才能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顺畅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显现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来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汲取了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深厚的营养成分，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一）“大一统观念”熔铸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14多亿人口参与的现代化，其人口数量规模比现如今所有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都要庞大，而这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不断繁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早期“大一统”观念的雏形。《春秋公羊传》中记载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天下都实行周王的政令，这就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的解释，奠定了此后对“大一统”内涵的阐释和延申的基础。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大一统”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面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时局，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认为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秦扫六合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正是秦始皇“大一统”观念具体体现之一。分封制土崩瓦解，诸侯在地方政权上的统治力远远超于天子，中央集权的边缘化，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推行郡县制，设三公九卿制，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基本都沿用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严格服从于中央的统一管理。“大一统”观念深深印刻在中华文化之中，为中华民族延绵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当下，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我国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机制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了厚实的墙体。肩负着带领14多亿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统一的关键因素。唐朝，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待各少数民族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更是有着“甥舅之谊”的佳话，“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为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元朝开创了行省制度的先例，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承袭了行省制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省制，与此同时又根据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国情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传承传统地区划分的基础上，添加现代化的时代因素，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
（二）“以民为本”观念融合于全体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与西方两极分化的以资本为中心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也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兴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权之所以可以兴旺发达就在于顺应了民心，而政权之所以产生松弛就在于违逆民心。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思想在远古时代就显现出来。盘古开天地以躯干化作山川河流只为给民众创造良好的环境；女蜗炼就五彩石补天只为民众安居乐业；神农氏尝遍百草身中百毒只为救治民众的瘟疫；尧舜继承黄帝的治国理念“以德治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更是留下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对子孙后代的祖训。周武王打着“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口号，推翻了商朝的腐朽统治，秉持着“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管理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百家争鸣，与民众的关系更是诸子百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孔子以“仁”为核心创立儒家思想，指出“仁者爱民”，强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认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民众。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用来论证一个国家想要稳定发展，君主就要秉持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强调“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告诫君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业。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生动地将民众与君主的关系比喻成水与舟的关系。面对民众流离失所，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惆怅。在聆听窗外传来竹叶声，郑板桥更是感叹道“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历朝历代为了践行民本思想，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举措。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盛行小农经济，老百姓最关系莫过于土地问题。各朝代君主在获得政权之后，都主张轻徭薄赋，还耕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经验证明，民众生活富裕，社会才会稳定；民众吃不饱穿不暖，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传承了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党的系列讲话中，“人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全面贯彻人民性的本质要求，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改造，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秉持着人民观点，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新时代以来，站稳人民立场，把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了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凝聚了强大力量。
（三）“仁义”观念体现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协调的现代化
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单向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和精神“双向度”的现代化，杜绝出现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化思想。一方面，自古以来，古代圣贤就有通过修身养性，以达成“成贤成圣”“君子”等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孔子在谈及利益和仁义之间关系时，指出“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讲的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值得推崇的。孟子谈及外界诱惑时，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是说，面对富贵、贫贱、威武等不同人生境遇时，都能坚持“仁，义，礼”的原则，以道进退。重“义”轻“利”一直都是古代圣贤所秉持的利义观，但并不是就否认了正当的个人利益。针对此，孔子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认为个人可以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盛行推广文明教化。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辅助齐恒公管理国家时，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人在富足的情况下，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有高尚的道德观念也坚持不了很久。孔子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的观点。孔子认为，在一个国家，首先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起来，才可以用“礼”去教化他们。即是说，只有生活富足之后，老百姓才会有精神层面的需求。董仲舒进一步地论证“夫万民之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提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在满足人民大众对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做到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需求，促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轮向前滚动，为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十足的活力，“两个文明”双轮向前滚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努力的目标。处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勾画出了新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翼起飞的内容丰富的画卷，“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面经济成果开遍华夏大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也拥有了色彩斑斓的精神生活，“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翼齐飞，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得到量和质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四）“天人合一”观念展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发展的同时，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杜绝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只注重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自然的保护，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既要发展也要生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避免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模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十分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黄帝教导百姓“节用水火材物”，炎帝叮嘱百姓“取地之材而节用之。”《周易·文言》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意思就是说人要与自然界相互适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适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论语·述而》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讲的就是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钓鱼但不用网捕，打猎但不放箭射归巢的鸟，这正与儒家思想强调“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相一致。孟子在劝诫梁惠王时，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表明要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朱熹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意思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开采要有节制，必须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张载主张“民胞物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道家主张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生态思想，强调人要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于一体，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状态。老子认为“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示人必须得遵循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是一体的，达到了一种人中有自然，自然中有人的境界。中国古代也通过法律的颁布来保护生态环境，春秋时期的《管子·地数》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表明违规采矿处罚极为严厉。《唐律》规定“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将砍伐树木破坏森林，破坏庄稼行为视为盗窃一般严重，“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严格惩处荒芜田地的行为，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观深受中华文明文化基因影响。《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强调“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改革开放后，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要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就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者之间的问题亟待解决时，中国共产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勾勒出了一幅山好水好的中国自然画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就是民生，青山也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在经济和生态齐驱并行时，既要取得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成果，也要全面贯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观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和合”观念凝聚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秉持着世界各国并辔齐驱、共建地球美丽家园的理念深埋于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是通过资源掠夺、殖民、战争等血腥残暴的方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不以武力占领地盘、开拓疆土，还广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例如玄奘西游推动中印文化交流、古代丝绸之路的开创等。《春秋繁露》记载“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表明只有在天下和平的情况下，世界才不会出现各种灾难。《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圣人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讲的就是“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王阳明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儒家思想主张“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和平友好并存发展的良好秩序。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民族也讲究“和而不同”，承认各民族存在差异，各民族协调共进，一同发展。在《国语》中，史伯指出“夫何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和”与“不和”。《中庸》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可以一同发展，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此外，中华民族不好战，主张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以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唐代兵家李筌认为“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意思就是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注重和平，珍惜百姓生命，不崇尚武力。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世界和平发展美好愿景的和平观，传承中华文化“和合”观念，主张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民能够在一个稳定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也显著壮大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是在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今天，和平发展都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支持被欺压的民族寻求独立和发展，坚决站在正义一方，追求世界的公平与正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渐上升，中国共产党强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面对复杂的国际风云，秉持着共建共商共享的合作理念，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表明只有在和平的世界环境，各国才能得以发展。“我们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和确定性”“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像嗲花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始终秉持着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各国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更多人民，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中国式现代化也证实了“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要允许各国结合本国国情，打造专属于本国的现代化发展方案，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给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主题
在总结党百年奋斗道路的经验时，“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源于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自立自信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延绵千年，不断地激励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奋发图强。早在《周易》中就有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深刻地阐明了在自然界千变万化下，人应该要刚健有为、发奋图强。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有抱负的人不可缺乏刚强勇毅的品质，因为承担的责任很重而实现目标道路又很遥远。《论语》记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在漫漫征途上，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切记不可丢失自己的理想。即使被流放，屈原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叹。之后，在历朝各代贤才的不断丰富润色下，这种个体层次的人格特质逐步提升到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高度，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表明了中华民族有着坚定的意志，以取得民族独立，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面对双重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也强调“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秉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格局深刻变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代，党中央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而这种自立自强正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精神在新时代所焕发出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自立自信，不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自强不息的精神，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二）革故鼎新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之源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变革思想，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具有迎接新的挑战并在精神上再浴火重生的文化基因，日新其德，自我迭代，不负时代。《周易》记载“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认为，世界日新月异，万物生生不息；也主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我们在面对困境时，要学会变通，只有变革才会通顺，才会长久发展。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思想一直深埋在中华文明中，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延绵千年不断绝的重要原因。在春秋末期，为了巩固统治，一些国家开始变法。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为了巩固政权，都走上变法图强的道路。在这其中，改革最成功的要属“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各方面发展，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王安石主张推行变法，增加北宋的财政收入，促进北宋军队的建设。清朝末年，维新派推行戊戌变法，梁启超更是主张“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都强调变法是天下不变的道理，变革是社会发展、前进必然要经过的过程，并且改革的成效取决于改革力度的大小。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改革见证着中华民族从奴隶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也说明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意思就是在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体制，中国无法得到发展，无法赶上时代发展的列车，无法实现现代化。“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意味着改革是发展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因素。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得到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中国共产党更是断言“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新时代以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并将其纳入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表明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添动力，将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干劲头推进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破除各方面机制体制弊端，以全所未有的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激荡中站稳的根基。由于诸多原因加持，中华文明文化基因除了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部分。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育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化社会相协调”。“‘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发展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两个结合”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也是飘扬在中国上空永不褪色的鲜艳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将中国式现代化比作一辆行驶的车，马克思主义就是方向盘，中国共产党就是司机，司机手握着方向盘指引着车辆向光明大道驶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用真理的光芒照亮人类前行之路”，马克思主义只有落地才会生根开花，才能充满生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让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本遵循，才能够顺利地解决中国难题、人民难题、世界难题、时代难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富强，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关系着一个国家独立发展、兴旺发达。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平仄，抒写了别具一格的现代化韵律。“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高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两个结合”表明了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刻关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要素。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路途中必定会遭受很多惊涛骇浪，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理论体系和理论目标，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实践特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开出一朵东方色彩的现代化之花，为世界现代化大花园中培育新的优质的品种。（作者 易梦婕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