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作家吕远：经典不经典，人民群众说了算

吕远，中国著名词曲作家，1929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48年参加解放区宣传队，1963年调入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曾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在近70年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千余首歌曲，百余部歌剧、舞台剧和影视片音乐。其中《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至今，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记者：您是怎么样走上音乐创作这条道路的?

吕远：我从小就喜欢音乐，14岁时考进了吉林临江矿山学校，在那里学习到了西洋音乐知识。我还记得有一次上文学课，老师讲到宋徽宗被金人俘虏后在五国城写下的一首诗。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又生活在敌伪区，都是“亡国奴”，我就有感而发把那首诗谱成了曲子，这算是我第一次创作吧。1945年秋冬季节，八路军来到临江接收我们学校，带来了革命音乐，比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我刚开始还觉得这些音乐挺“土”。结果学校组织宣传队去演出，我们演奏西洋乐器，老百姓不拍巴掌，一演革命乐曲，战士鼓掌，老百姓也鼓掌。1948年我到辽东省林务局搞职工文艺工作，发现要让群众接受我创作的音乐，那得演奏他们喜欢的曲调和形式，“土”成了我的方向。我也慢慢认识到，我的音乐应该是为我的表演对象存在，为接受它、喜欢它的人民群众而存在。

记者：《建设者之歌》是您早期创作的、在全国唱响的歌曲，当时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首歌曲的?

吕远：1954年，我从东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建筑工程部政治部文工团，到处为全国建筑工人演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当时曾经有那么一批可敬的人。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要搞建设，上级一声令下，一大批军人就脱下军装拿起瓦刀加入建筑大军。这些人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吃苦受累，但斗志昂扬，国家工业化的很多大工程都是他们建设的。当时我去工地体验生活，看着他们黢黑黢黑的，我觉得应该为这群人写首歌。歌里写的“面前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楼房”“永远战斗着奔向前方”等等，都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反映。后来，这个歌就被团中央推荐了，开始在全国流传。

记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人对于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憧憬就是源自您创作的《克拉玛依之歌》。

吕远：1956年，我看到一个西北克拉玛依打出油井的材料。这打破了外国人所说“中国无石油”的论断。我很激动，想写个歌。我们这批从东北出来的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爱国，特别想国家富强起来。我想去了解这个事情，但当时关于克拉玛依的资料很少，甚至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歌就一直没写出来。

1958年，我到兰州一个工地上劳动锻炼。我们建的就是兰州炼油厂，而且要炼的就是克拉玛依打出来的石油。我在那里边劳动边向人们打听克拉玛依的情况，找了很多资料。还看了一部苏联拍的纪录片《从阿拉木图到兰州》，其中有很多戈壁滩和克拉玛依的镜头，让我很受启发。克拉玛依环境非常艰苦，那地方风非常大，帐篷立不住，大铁桶都能吹着跑。找油的这些人工作也异常艰辛，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就是为了寻找石油冻死在戈壁滩上。我想让大家能了解克拉玛依，了解奋斗在克拉玛依的人们。我想写种对比，从前克拉玛依只有牧马人、荒原，在新中国忽然有了红旗、油井。我白天劳动夜里创作，一个月就完成了这首歌。回到北京后，我把这首歌交给吕文科演唱。第二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时我们很少有抒情歌曲，所以这个歌很快传遍全国。有同志跟我说，我是听《克拉玛依之歌》来到克拉玛依的，来了就爱上这儿了。新中国成立这70年国家飞速发展，克拉玛依是一个典型标本，从原始的、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现代化的全国宜居城市。

记者：电影《南海风云》中有个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当时也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这首歌您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吕远： 1963年我调到了海政文工团，开始写部队的歌、国防建设的歌。1974年我军进行了西沙海战。战斗胜利后，我第一次到西沙群岛，采访参与西沙海战的海军官兵。在永兴岛的一个棚子里，我碰到了陆军榆林要塞的词作家苏圻雄，我们就相约要合作为西沙创作歌曲。1975年开春，我第二次来到海南，到西沙、三亚等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我还去通什了解黎族民歌，去儋州研究调声，去临高采集渔歌，收获颇丰。1975年底，海军部队又派我跟随电影《南海风云》摄制组再次来到海南补充采风，我第三次来到西沙。1976年，我和苏圻雄一个作曲一个写词，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演唱者是卞小贞和梁长喜。但出版唱片时错印成卞小贞和吕文科，这是个误会。随着电影的播出，这首歌流传开来。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海神圣领土的关注，这首歌曲传唱多年。2012年三沙市成立后，我和苏圻雄在原有的歌曲基础上创作出《我爱三沙》，后来我又和肖杰合作创作了《三沙祖宗海》。

记者：《俺的海岛好》这首歌旋律俏皮，歌词幽默。创作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吕远：当时普通群众对海军的艰苦性不太了解，我就想用艰苦与乐观作为这首歌的主题，用一种比较风趣的方式，展示海军战士把海岛变成家园的乐观精神。王澄元是原唱，他已经去世了。他本人擅长诙谐风格，唱这个歌唱得也好。

记者：歌曲《泉水叮咚响》流传很广，当时是怎么创作的?

吕远：“文革”时期，爱情题材在文艺作品里是禁区，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人民群众就格外盼望轻松的爱情歌曲。1978年，海政歌舞团领导大胆地提出要搞一台轻音乐音乐会。词作家马金星把《泉水叮咚响》的歌词放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却又有点犹豫。因为歌词写的是海军战士与故乡恋人之间的纯洁爱情。这一时期，虽然新的思潮已经萌动，但爱情题材仍然是个“雷区”，歌曲能否被通过，我很有顾虑。但我被动人的歌词打动了，在马金星的鼓励下，我还是非常投入地创作了曲子。这个歌开创了改革开放前爱情歌曲的先河，卞小贞在工人体育馆的冰上音乐会上一唱，很快便风行全国。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歌曲的流传与否，不取决于我们作者，也不取决于歌唱家，而是人民群众。他们需要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歌自然能流传。

记者：一名创作者，他创作的歌曲如何才能跟上时代、成为时代标记?

吕远：这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大家不断讨论的问题。作品契合时代精神，才能引起共鸣，才能被时代记住。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承认，能不能被历史承认，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作品反映的历史感情或者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不是人民群众内心渴望的，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创作者一定要能更多地听到群众声音，要去感悟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这样创作者在创作时可能(对主题)掌握得就会更好一些，体会得深刻一些、准确一些，写出来的东西就更有历史价值。

记者：一首歌曲如何才能成为经典?

吕远：歌曲是社会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形成的一个产物，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决定这个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不是作家、歌唱家或是一个团队能够定下来的。作品经不经典，要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比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当时流传很广，影响比较大。为什么?它有社会背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人们渴望阳光一般的生活终于来临，演唱者亲切、欢畅的歌声就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写出了《克拉玛依之歌》，但如果没有吕文科那种非常飘逸抒情的歌声，我那个歌只是一张纸。大家听完一首歌觉得歌不错，首先知道的就是歌手，然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所以我们(创作者)往往是最后被知道的。我们只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小的零件，决定作品成败与否的，是人民群众。《牡丹之歌》也好，《一个美丽的传说》也好，从现象上看是唱的人唱好了(才流传)，但本质上不是，能决定谁成为歌唱家的也是人民群众。所以我总说，比我作用更大的是歌唱家，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作品粗糙原始，离“经典”还相去甚远。这是我一贯的自我认知，谢谢。

(陈俊龙、刘津梅整理)

采访手记

一辈子创作

■袁丽萍

采访吕老，总感觉自带“背景音”。千余首歌曲，诸多经典流传，经常是聊着聊着，我们就一起哼唱起来。

采访地点，吕老定在干休所的阅览室。他说自家书房太乱。

直到跟着他回家拿材料，才知道“太乱”的不同含义——

书房里，整个一面墙是一长排高至房顶的书柜，里面密密麻麻排满了各种类型的歌片，开盘带、DAT带、磁带、CD……就像一个微型音乐博物馆。

一张老式写字台堆满书籍，台上一张硕大的谱纸上满是铅笔的圈圈点点。

写字台正对面是一台大电视，代替显示屏，方便他用电脑随时工作。

我不由得想起采访中他的话，“我就是个创作员，一辈子创作”“灵感无非就是艰苦的劳动和不停的思考”……

“今天的合影如何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