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窗外，风还在吹，雨还在下，小河水仍在不停息地流淌。这是我儿时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一幕。我永远记得，天放晴了，春天的风总是带着芳香沁人肺腑，令人陶醉。相形之下，冬天的风总是冷冽刺骨，令人畏惧。但我并不排斥冬天，因为冬季里漫天大雪也是我的期盼。对于孩提时代的我来说，冷不但不可怕，还有很多的乐趣，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嬉戏皮玩往往会大汗淋漓“不觉寒”。况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季节轮回周而复始，世界上最快的莫过于时间的列车了，所以便有了“人生苦短”的说法。在我的认知中，每个人的人生从有记忆开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童年时代，那是无忧无虑的金色时光，主要任务就是玩耍。玩耍是开拓智力、锻炼身体的过程。这阶段的感觉是时间走得太慢，总是盼着过年，过年了就有美味佳肴;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了就能像大人一样有担当，去干一番事业。第二阶段是学生时代，上学读书后更觉得时间太慢，恨不得飞快地完成学业，尽早地走向社会，全然不知道步入社会以后的生存压力，更无法预判步入社会将面临的诸多挑战。第三阶段是成人时代，是责任与压力无处不在的艰辛经历，是面临多方位挑战劳心劳力的过程。第四阶段就是老年时代，进入桑榆晚景，人的思维中常有一个“悟”字，每每会回顾自己有生以来的得与失。应该说，并非每个人都能正视自己的，混得风生水起的，以为自己是天之娇宠，过得身穷弱薄的，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公。“命运”一词，诞生很久了，人的一生成败得失是否归结于命运?这个问题是无法做出科学界定的，但许多人还是坚持这种理念。其实命是命，运是运。所谓“命”，我认为是一个人出生的背景与家世;“运”是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与机遇。前者无法选择，后者可以改变。改变的途径是你在生存阶段坚持不懈奋斗，在逆境中发现一缕阳光并且抓住它不断光大。
诚然，我的家世算不上豪门贵胄，却也有过富丽堂皇;我的人生算不上波澜壮阔，却也充满曲折艰辛。我有意识地将家世与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梳理，诉诸笔墨。以下的文字，有的是我祖辈们口耳相传的内容，有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把这些记录下来，虽为雪泥鸿爪，或可为丕振家声提供参酌。限于篇幅，故取名“家事约记”。
余氏根脉
寻根问祖，慎终追远，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在乎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每一个姓氏的族人都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根在哪里?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地方?都想弄清楚自己祖上的来龙去脉。这也是撰修家谱家乘成为传统的缘由。中国人之有姓氏，是从远古三代时期就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姓氏代表一个家族的符号，每个人基本都是延续上一辈的姓氏，并用汉字取名、排出辈份，都会为自己的姓氏曾经出过某一个名人而骄傲。姓孔的就自称自己是孔夫子的后裔，姓刘的称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姓赵的称自己是宋代皇帝的传人，姓朱的人自称是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后裔。总之，每个姓氏都会寻求为自己家族曾经产生过的名人，至于是不是真传，没有人做过基因检测，绝少有人去做这种无聊的考证。但是，弄清根脉，厘清家世，探求的人还是很务实的。我余氏一脉从哪里来?根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我的目的是为让族人后辈们了解和传承家族的历史，因此，趁着我精力尚可，神志还比较清晰，用文字形式将我所知道的固定下来，以昭示后人，这也是家族宗亲赋予我的责任。
余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一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一。 余氏之始祖究在何方?据查阅余氏源流史籍及有关资料，得知有多种说法：①说是文王苗裔由余有功于国，声名大振，卒后，子孙遂以祖名为姓，此乃余氏之始(见《余绍贤堂族谱》及有关余氏源流史料)。②说是大禹三子空又名罕，被封为余渡王，子孙后来就以余为姓氏。又说是大禹之裔孙少康之庶子无余，被封为越王，子孙又称余氏。(见《1975～1978年香港余氏宗亲会会刊》转载台北市中华电台播讲百家姓之介绍)。③说泰国、美国纽约、马来西亚、台湾基隆市均成立有徐、余、涂、佘等姓宗亲总会，说徐、余、涂、佘同出一家(见1980年出版之《旅泰徐氏宗亲总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对于“余氏源于大禹”和“徐、余、涂、佘同出一家”之说法，故暂且不能否定，有待贤人文士加以阐明揭示。认为，说由余是余氏之始，说来有理，并有史料根据。比如欧阳修撰之《襄公余靖墓志铭》内赞襄公“自少博学强记，举凡历代史记……无所不通。”可见襄公之博学多才，为史学专家，对余氏之源流，他自己撰写之《下邳余氏世谱序》内有一段文章说“按余氏之先世，出自黄帝之子玄嚣，又三世至弃，后三十世有苗裔曰由余，由余卒，其后世子孙以王父为氏，乃姓余也，此余族之始也。又据《姓氏寻源》也说余姓是秦由余之后(见辞源和康熙字典)。由此而知之，寅公后代子孙皆源于秦由余，即是说来源于文王，可以肯定无疑。
时间追溯到一九二二年。在江苏省滨海县某一段西行的羊肠小道上，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带着一个未满二十周岁的少妇，缓缓前行。少妇怀中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显得很吃力，因为她们都是小脚，步履非常艰难，好在没有多少随身的行李，尚能坚持。她们究竟去哪儿?要走多久?只有老太太一个人知道。此刻的老太太虽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华，但从气质上还是透露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这位老太太就是我的曾祖母，那位少妇就是我的祖母，怀中抱着的婴儿就是我的父亲。此情此景，分明是她们家道中落，离乡背井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俗语云：财主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这种传统的经典言论在我们家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传到我曾祖父，余氏在滨海八滩等地拥有土地数千顷，分布在周边各县的店铺就有四十八所。由于家庭拥有巨大的财富，我的祖父出生后就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家庭的富足，醉生梦死的日子，早就湮灭了他继承祖业发扬光大的动力而成为纨绔，我们家上代人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卓绝的辛劳才打造出的一片天地，完全被他一个人毁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富二代”实际上就是家道毁灭的代名词。有人能创造财富，就有人能把它毁掉，这也印证了旺极必衰的规律。
祖父的败家，是从吸毒开始的。清中叶，大英帝国对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毒品，并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诱导和胁迫很多富二代吸食成瘾。这个东西一旦成瘾，人的精神世界就会一片空白，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多少人家因吸毒而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祖父十几岁就染上了毒瘾，且一发不可收拾。钱花完了就开始卖地卖房充毒资，从那时起，祖上创下的基业就江河日下，直线衰败，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从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变成了穷光蛋。余氏一家已濒临绝境，我曾祖母的担当挽回了颓势而重新振作。倘若没有曾祖母的智慧和坚持，我们家也许在一百年前就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了。
我们家上辈连续几代单传，传宗接代本来就岌岌可危，而家道衰落之时，正值西方列强对我国不断的蚕食鲸吞，军阀混战狼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我曾祖父眼看着这个家庭已经走到绝境，急火攻心便气绝身亡了，收拾破败残局的责任全部压到曾祖母一个人身上。当时，她想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个家庭后继无人，祖父因为毒瘾严重，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他婚后只生了一个严重智障男孩。这时候家里已经没有钱继续供他吸毒了，于是整天沉溺于毒瘾之中的祖父，毒瘾发作的时候只好把他绑起来，等待毒瘾稍退再把他放开。毒瘾不发作的时候，他也像个正常人，曾祖母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曾祖母看来，失去财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延续后代的问题。曾祖母凭借曾经显赫的家世和广泛的人脉，到处张罗着替祖父再娶一个二房，因为大房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祖父虽然四十多岁了，但靠他延续余家的血脉这是唯一的选择。终于，在一九一九年，我祖父又娶了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的祖母刘氏，一九二二年她生下了我的父亲。
父亲来到这个世上让我曾祖母眼前一亮，她终于在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血脉有了传承，有人就有希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就在我父亲出生几个月后，祖父终因毒瘾发作无人束缚而撞墙身亡。料理完祖父的丧事后，摆在曾祖母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把我的父亲抚养成人?这时候全家只剩下五口人，曾祖母和两个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曾祖母经过反复斟酌，决定离乡背井，另寻出路。在与两个媳妇商量时，只说是去逃荒要饭。这个决定遭到了大房的反对，她的理由是自己的儿子是个傻子，在乞讨的路上免不了遭人欺负，在老家八滩毕竟姓余的人口众多，即使流浪乡里，家族中也会有人可怜，不至于客死他乡。大房媳妇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曾祖母无奈只能听任她自己的选择，留居故地。而曾祖母带着我祖母和我父亲一路风餐露宿，经过数日的行走终于到达目的地沭阳县汤涧街。
说到这里，不得不钦佩我的曾祖母不仅坚毅刚强，而且很有主张和心路。自从曾祖父去世以后，家里所有的财产清单都由曾祖母保管，原有的四十八个店铺卖掉了四十七个，还有一个设在沭阳汤涧的店铺被她瞒了下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分明是老太太未雨绸缪，以防在走投无路时有一个立足点，期待着如果以后有了孙子能作栖身之所。
机会往往眷顾有准备的人。当曾祖母带着孤儿寡母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汤涧这最后一个店铺前，她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已经有近三十年没有到这里来了，遭逢乱世，是否还有人为我们守着店铺?即使有人在，人家会不会认帐?这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既然来了，只能硬着头皮跨进这个店铺的门槛。
也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曾祖母三十年前来过这里，当初这个店铺里的雇员有十几个人，而现在还守在这个店铺里只剩下四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经过相互打量了一番，在四个老人中终于有两个认出了我的曾祖母，四个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喃喃地说道：“老太太，我们等了几十年，你们家终于来人了!”曾祖母没有多问，大概也知道其他的雇员可能都已经作古了。交谈中，虽然几个老雇员不断询问我曾祖母这几十年来东家的情况，但老太太总是回避这个话题，只说了八个字：“生逢乱世，家门不幸。”这就婉转地规避了很多具体信息。主仆几人在悲凉的气氛中寒暄了一阵，天也到中午了，就在这略显破败的店铺里共同吃了一顿粗茶淡饭，这也是主仆们最后一次相聚。
午饭过后，几位老雇员从后面的库房里搬出来几箱已经发黄的账本，请老太太审阅。老太太瞄了一眼说：“这个我就不看了。”接着一个老雇员又拿出一个小箱子说：“这是几十年来剩下的一些现金，里面有银元铜钱和一些民国时期的金圆券。虽然生意日趋下滑走下坡，但帐目肯定是清楚的。”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深受儒家礼教的熏陶，诚信忠诚于主人。
曾祖母悲凉地说道：“这些钱我一分不要，你们先把它分成两份，其中一份由你们四个人平分拿回家去养老，另一份拜托你们平均分配送到已故同仁的家里，并代我感谢他们为我余家辛劳了一辈子。”曾祖母含泪说完上面一席话，无论几个老雇员怎么推辞，仍然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当日下午，几个老雇员整理了自己简单的行李，与老东家挥泪告别。从此，我们家彻底结束了雇佣伙计的时代，重回一贫如洗而自食其力的生活。
曾祖母带着我祖母、父亲在这里安下身来。好在这里还有十几间房子，院子也比较大，院内还有几分小菜地。虽然匣无余钱瓮无剩米，门市上也没有多少商品，但勉强维持简单的生活还是没有大问题的。一家三代主心骨仍然是我曾祖母，好在她是经过世面的人，社会的动荡，家庭的变故已将她磨炼成钢铁般的意志，她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盼望自己的孙子长大成人，余家香火延续就有了希望。
西方的一句谚语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大概就是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有了栖身之处，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混乱，凭借曾祖母的的智慧，总算把这三口之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小家庭有了烟火气。我父亲四周岁的时候开始进入一家当地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又转入国小接受新潮教育，小学毕业后父亲的学业也就停止了。因为这时日本侵华，全面抗战爆发，社会动荡加剧，一片乱世景象，加上家庭的困窘，父亲即使有心继续求学，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于是，父亲小小年纪就开始在家里照顾祖母、母亲，帮助打理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其实，我们家最可怜的是我的祖母，她为人憨厚，是地道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十几岁生下我父亲后，一直到五十三岁去世，始终在孤独中任劳任怨地守候着这个家，守候着自己儿子的成长。我祖母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知道在家随父母，出门随丈夫，丈夫殁随儿子，她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底层妇女的典型。曾祖母虽然也很不幸，但她毕竟小时候接受过几年文化教育，能识文断字，而且前半生也曾风光过。我祖母从不多言冒语，只知道缝补浆洗干好家务，带好孩子，还要时刻关注着婆婆的喜怒，她的一生可算是如履薄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怜的一家三口人就这样慢慢的熬着。至于能否恢复祖上的家业重回荣光已不存在这种幻想，况且曾祖母是个明白人，一个朝代灭亡以后，也几乎没有复国之可能，更何况一个家庭的衰落。贫富对她来说已很不重要了，唯一的企盼就是这个家庭的血脉能够传承下去，下一代人丁兴旺，开枝散叶，枝荣叶茂。上苍给了我曾祖母无限眷顾，她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她一直活到一九五零年无疾而终，享年一百零九岁，就地安葬在汤涧。
我父亲十七八岁就开始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
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作为年轻有血性的男子，父亲也有一颗报国心，也想效命疆场，抗敌御侮，可他因为家庭的特殊状况而无法如愿，有心杀贼，却不能抛下年迈的祖母和孀居的母亲出去闯荡，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他只能在家帮着打理点小生意勉强度日。在社会混乱的大环境下，日本鬼子的猖獗加上土匪强盗的骚扰，人们被迫经常“跑反”，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穷得叮当响，哪还有多少生意可做。父亲便经常约上三五个人一起肩挑一百余斤蔴到外地去卖，有的时候要步行一百多里到邻县去卖，换点零花钱。
蔴是汤涧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特产，这种植物好像只适合在这个地区生长，三十公里以外就没见过有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平均高度一米五左右，成熟了以后砍下来放在水里面沤个七八天，然后捞上来把它的皮剥下，剥下来的皮就称之为蔴。蔴的用途很广泛，搓成麻线可以纳鞋底，几乎所有老百姓家里都需要，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老百姓还是用这个东西纳鞋底。搓成麻绳用途就更广了。由于普通人家对蔴的需求很大，销路不成问题。
父亲外出，家里的门市还是由曾祖母和祖母守着。其实门市上也没有什么货，也没有钱去批量进货，零卖的都是周边的一些小手工业者家庭作坊做的一些简单的日用品，都是寄放在这里代售，卖完了再与他们结账。这样的日子一晃又是几年。
父母姻缘
父亲二十岁弱冠之年结婚成家了，我的母亲是涟水高沟镇人。高沟镇位于汤涧我们家居住地东边大约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这个镇是明洪武年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史料记载，这里原本是沟河滩涂荒无人烟的地方，明朝初年，朱元璋实施移民苏北的举措，对江南一些城市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史称“洪武赶散”(也被说成“红蝇赶散”)。移民的重点或许是那些在城市没有固定产业和住所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盲流”。移民中第一户来到这里的是姓高的人家，第二户来这里的姓贾，第三户来这里的姓周。这三户人家利用当地的自然野生资源，开荒种地，捕鱼摸虾，砍柴打草结庐。好在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耕，能够生存。他们还经常把捕捞到的鱼类挑到一百里外的清江浦售卖，再换一点油盐之类生活用品回来。因为只有这三个姓氏在这里生存，原本没有地名，于是就用三个姓合并把这里称为“高贾周”，这就是涟水县高沟镇初始的地名。
过了几年，从苏州阊门一带又来了一大批移民。这一批迁徙过来的人群由汪姓、郑姓和徐姓三大姓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三大姓人口众多，繁衍速度迅猛，最初来的三姓逐步位居次要，迄今为止历经六百余年，高沟镇仍然由汪、郑、徐三大姓为主要人口占比。
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变化，必须要有一个更趋合理的地名，“高沟”之称就应运而生了。为什么这里地名的第一个字仍然用“高”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毕竟是姓高的第一个到这里落脚，出于纪念。另一种解释是这个地方虽然沟壑纵横，但地势海拔相对比周围地区高。至于第二个字“沟”，那不用说与自然环境有关。“高沟”这个地名自明朝中期被官府认可后至今没有变化过。
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高沟镇主要以手工业为主，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酿酒业，大小糟坊数十个，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裕源糟坊、天泉糟坊、公兴糟坊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公私合营兼并重组，建立高沟酒厂，将原来的私有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现在已发展成为国家大型企业并且是上市公司。关于高沟镇酒业集团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本文无需阐述，因为它已享誉国内外。
高沟镇另一个重要产业是丝织业，就是用传统的手工缫丝法把抽出来的丝织成妇女用的头饰对外出售。我母亲的娘家就是搞丝织业的。我外祖父是大清朝最后一届去北京参加殿试的贡生(士)，据说他走到济南府看到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取消本届科考的朝廷告示，在悲痛和失望中返回高沟老家。历史就是这样，没有永恒的朝代，更没有不变的制度。大清朝完了，对寒窗苦读数十载的这一批学子来说，读书、考试、仕进的通途被堵塞，还是非常失落和失望的。
外祖父回家后，精神受到极大挫伤，由于他有生以来都是和四书五经打交道，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从业经验。好在上一辈给他打造了现存的产业，家里有作坊，也有一批现成的雇员，他只要守着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因此，对于家里的生意，外祖父一般是不参与的，他整天仍然天抱着书本孜孜不倦，有时也研究一下象棋。
外祖父一共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母亲就是他唯一的女儿。母亲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母亲的大哥二十来岁尚未结婚就英年早逝。母亲的二哥二十二岁时带着一家“跑反”途中遭土匪抢劫，被匪徒枪击身亡，留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大表姐汪元华。
我父母的婚事是一个专门帮助外祖父家跑生意的雇员促成的。这位雇员经常到我们家的门市上送产品，见我父亲待人彬彬有礼，处事老实憨厚，而且识文断字，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感觉。当时，我的父亲刚刚二十岁，我母亲也刚满十九岁。在那个时代，女孩如果超过二十岁仍待字闺中就属于大龄剩女了，一般都是十七八岁就出嫁了。父亲和母亲的年龄都到了被人关注的阶段了。当这位雇员与外祖父提起这门婚事时，外祖父经过一番了解就确认了，这是在一九四二年。
母亲嫁过来以后，我曾祖母原原本本地把我们家的历史情况全部告诉了她。面对我们家的现实状况，母亲已从思想上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我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的智商，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只因为那个时代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束缚，绝大多数女孩子都是不让上学的，我母亲也就失去了就学的机会。母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既保持了淑女的懿范和品德，又有一种敢打敢拼、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她来到我们家以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也印证了我母亲是近代以来我们余家的第二位伟大女性。
母亲到我们家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听说日本鬼子又要来扫荡了。每次听到类似的风声，曾祖母都叫我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人赶快跑，她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跑，由我的祖母陪着待在家中听天由命。这一次“跑反”不是那么幸运，我的父母被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抓去，被关押在国民党沭阳县党部。当时，这里关押了很多人，被抓来的都是年轻人，首先要审查是否是共产党，审查完了没有问题的就强令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几天后，当我父母被提审时，提审官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师长。此人原来做过我父亲的老师，后来投笔从戎成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我父亲见到自己的老师当即放下了心，老师看到学生自然也非常开心，当时就叫他的手下人拿来两套军服换上，给予父亲中尉军衔，给我母亲少尉军衔，安排我父亲在师部当文员工作，将我母亲安排在随军卫生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也无法推辞，只能先干着再说。时间过去了两个月，一起“跑反”的人都相继回到了家，唯独不见我父母的踪影，这可把曾祖母和祖母急坏了。她们心惊胆战，因为在那个时代一去不回头的情况多了去了。她们在几近绝望中只能祈祷上苍的庇护，保佑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归。
又过了数日，一个当地人带来了消息说，在县城看到了我父母穿上了军装。这让两位老人喜出望外，终于知道他们还活着。曾祖母匆忙雇用了当地一个劳力用小车推着她向沭阳县城进发。到达部队驻地的大门口，幸亏这支部队还没有开拔，但见两边岗哨林立，荷枪实弹，极为恐怖。但曾祖母为了找回自己的孙子，全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无论站岗的哨兵怎么阻拦，我曾祖母仍然哭天抹地拼命向大门里面闯。口中念念有词;“你们不能不讲理呀，你们抓壮丁时不是说独子不当兵的吗?我家三代人就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什么要抓他?”曾祖母在大门口这么闹腾，引来了很多路人围观，也惊动了大院内的司令部。终于师长出面了，听了原委，师长把我曾祖母请到大院内一间办公室坐下，同时命人把我的父母也叫到了这里。这时我的父母悲喜交加，拥抱了一下我曾祖母，曾祖母抓住我父母的手死活不松开。师长见一个九十七岁高龄的老太太这样悲伤，又听明白了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也动了恻隐之心，当场答应允许我父母带着老太太回家。
因为这两个月的经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父亲没少受罪。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特别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父亲都因为这一段历史问题遭到批判和关押。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九七一年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一年，那时我们家人已有两年没有见到父亲了，只听说他仍然被关押着。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父亲工作的地方寻找，下决心一定要见到父亲。经过多方询问和打听，终于知道父亲被关押在涟水县城北边一个叫朱码综合厂内的一间小房子里。得到看押我父亲的所谓工作队的允许，他们带我到一个只有碗口大的小窗户前，这个窗户比我人高，我搬了一块石头站在上面才能勉强看到里面。这间房子的门全部用砖头堵死了，留下这么一个小窗户人根本不可能钻进钻出，而留下这个小窗户的目的一是为了透气，二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放一碗稀饭在这个洞口给我父亲充饥。从这个洞口向里面看，黑洞洞一点光也没有，我对着洞口叫一声“爸”，父亲听到我的叫声，站起来走到窗前。当我看到父亲脸庞的一刹那，忍不住泪如雨下。只见他满面漆黑，头发已经长到了肩下，可能至少两年没有理发没有洗脸了。好在父亲倒显得很平静，他反过来安慰我：“别哭，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我没有问题，你回去好好上学。”我哽咽着告诉父亲我考上了高中，并且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他看了一眼。我觉得他看了以后可能得到一些安慰，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
告别父亲已到中午十二点了，我显得很疲倦，一点力气都没有。早上来的时候也就喝了一碗稀饭，骑行了六十里路早就饥肠辘辘，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好饿着肚子坚持返回，因为母亲还在等待着消息。在我的意识中，人极度饥饿时只要坚持一阵子就不觉得饿了，肌体的潜能被调动起来了，至少还能坚持几个小时。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常忍饥受饿，也习惯了。傍晚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家里，将父亲的大致情况跟母亲做了简单的描述，母亲黯然神伤，无言以表。
我母亲在汤涧生活期间共生了六个孩子，结果夭折了五个，搬迁到高沟镇时只带来一个女孩子，可是到高沟后的第二年这个女孩也因病去世。搬迁到高沟镇是外祖父的主张，他见我们家在汤涧生活那么困难，特别是小孩出生后大多不成活，认为是风水有问题。当时，我们这个家庭处于逆境困顿的状况，外祖父这样想也不足为怪。
汤涧的老宅就这样抛却了，那里后来被公家占据办了供销合作社。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还带我到那里去过，真乃物是人非，令人唏嘘。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无论你曾经拥有多少房产财富，终究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或为风雨剥蚀而倾圮颓坏，或为时势变迁而易手他人。历朝历代那些财主们建房造屋时总是想规模最大化，总是幻想着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其实都是事与愿违，难得有家庭能够支撑到三代以上还守住老宅的。古人早就告诫过后世，“累朝富贵三更梦，历代君王一局棋”，时过境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旧时王谢堂前燕”还“飞入寻常百姓家”呢，有多少人们能明白这个道理。
迁徙南集
我亲身经历的记忆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准确地说，我对三周岁以后发生的家事和国事还是记忆犹新，六十年来的一件件一桩桩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距离涟水县城向东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农村小集市叫南集，这里荒凉偏僻，小街上只有四十余户人家。当时这里的土地沙化严重，农业生产极为落后，无法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简单的生活。房子都是木棍支起一个架子然后用泥巴夹起一个墙，用茅草做一个三角形的顶，只要下一场大雨，刮个五六级的风，大多数房屋的墙都会倒掉。每家每户天一旦放晴就忙着修房子，好在邻里都相互帮助不用花钱，建筑材料还是泥和草。房子的墙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在房架子周围用芦苇圈起来然后抹上泥巴。另一种是用木棍横着两边固定，中间留有一尺的空间，在空间中填上厚厚的土，然后用榔头夯实。做这种墙需要七八个人，领头的还要叫上号子，我小时候最喜欢听这种号子声，这也许是唯一的热闹场景吧。
这样的房子建得快倒得也快，我家住的房子是第一种结构，更简单快捷。
我家到这个集镇上是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刚刚出生一个多月，当时全家只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和祖母，加上我和哥哥。为什么移民到这里?那是在一九五五年国家有一个政策,叫做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在来之前我的父母靠做点小生意为继，只要是个体经济都要进行改造，服从国家号召，将所有做小生意的都集中起来成立供销合作商店，属于集体经济性质。
南集合作商店在小街上设立三个门市，每个村设立一个点，总共有二十多人，实行工资制。参与人员大多数都没有文化，相比之下我父亲算是唯一一个有文化的人，因为他上过十余年学，而且毛笔字写得很好，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商店刚成立我父亲就被任命为经理加总账会计。
我的记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感觉中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故乡。
当时这里叫做南集公社，是涟水县和阜宁县的交界处，从小街向东走一公里左右过了废黄河就是阜宁县了。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却出了不少名人，根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是新四军经常出入的地方。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就曾经在这里战斗过一段时间，当地一个叫张洪贵的乡坤曾因耗尽家财掩护新四军和共产党的领导而载入县志，这位老人很和蔼可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经常到我们家去玩。
五六十年代的南集乡村，很多土地表层都覆盖了白色的碱，厚的地方像雪，薄的地方似霜，如果你用手沾上一点放进嘴里有一股苦涩的咸味，时有大娘在地上收集这些白色的粉末，但具体用途我就不得而知了。在间隔分布的盐碱地上，连草都不长，哪还有可能长出粮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这里才开始种植水田，才逐步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
到了一九五八年，也是我真正记事开始的那一年，原本安静的小街上突然热闹起来，街面上布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机关团体和中小学生每天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呼口号，我虽然很朦胧不认识标语上写的什么?但是出于童真的好奇，总是尾随着游行的队伍，他们喊什么我就学什么。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时喊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菜为主，水当家，节省余粮卖国家”。也是那一年，为了大炼钢铁，号召所有老百姓把家里的锅，只要是铁制的用物，统统捐献给当地相关组织，然后用土法炼钢的炉子融化炼成铁块上交国家。同时不准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吃，按街道小组吃食堂，都是野菜和树叶加水熬出来的汤。每个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确有很多人活活被饿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这时候我们家一共有六口人，祖母和父母，加上我们兄妹三人。我上面一个哥哥大我三岁，我下面小妹只比我小一岁。也就在这一年，我的祖母去世了。其实祖母生的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放在现在根本死不了人，可是在那缺医少药的解放初期，普通的感冒并发症都能死人，况且祖母生的是子宫肌瘤，放在三十年后，这种病只要简单做一个手术就好了,可是我的祖母生不逢时，只有五十三岁就撒手人寰。
一九六零年，注定是一个雪上加霜的年代。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饥饿每天折磨着所有人。六零到六二这三年，已经被载入史册，经历过这三年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当时的悲惨景象，田里颗粒无收，哀鸿遍野。
我和妹妹是一九六零年入学的，那时候孩子入学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幼儿班，起步就是一年级。我和妹妹增梅分在同一个班级并且坐在一起，妹妹她在我的记忆里长得是很漂亮的，而且显得很成熟，给所有人的感觉是天真招人喜爱的。她的学习成绩，老师都说比我好。
可惜，刚上一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一九六一年的春天，那一天好像是星期一下午上第一节课时，妹妹突然趴在课桌上不动，因为妹妹她上课是很用心听老师讲的，由于我才六岁，根本没有在意妹妹的反常举动。课堂上的老师发现我妹妹的不正常，老师叫了我妹妹的名字，可是无反应。老师便走到我妹妹身边轻轻的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突然老师惊叫起来，同时背起我妹妹，叫我带路，我跟着老师一路小跑，学校到我家大约只有三百米，母亲整天就在家门前做生意，当她看到学校老师背着我妹妹气喘吁吁的到我母亲面前，母亲颤抖着接过了妹妹拼命向医院跑去。医院距离我们家大约只有二百米，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经医生诊断，说我妹妹得了急性脑膜炎，可是医院条件有限，根本没有特效消炎药。也就在当天晚上大约九点左右，医院便宣布不治，我妹妹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五周岁。
连续数日，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对于父母亲来说，他们已经是第七次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可以想象她是怎么挣扎过来的。
母亲婚后连续生了六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活过来，第七个生下来刚四天就开始生病，但总算活了过来，也就是现在我的哥哥。哥哥下面就是我。我与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一样，从小到大就没有生过病。所以奶奶在世的时候总是背着哥哥，让我在后面跟着跑，奶奶的举动成为邻居们的笑谈，抱着大的让小的在后面跑。
当然我是全然不记得奶奶这些反常举动，因为我当时只有三岁。
妹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出生于一九六零年农历正月十一，按照排序属于第十胎，但活着的只有三个，所以这个弟弟只能叫小三子，他的出生更非同寻常，差一点连同母亲一命呜呼。
那一日仍然是天寒地冻，冬天的雪还没有化尽，刺骨的寒风吹过了光秃秃的树丫发出尖利的叫声，这种声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就在这一天上午母亲临盆待产，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医院生孩子，都是请接生婆上门接生，而这些土医生都是凭传统程序操作，没有什么科学定义。在中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儿奔生，母奔死!由此证明生孩子是最危险的一件事，在古代有条件的人家，妇女生孩子首先要准备一口棺材，以备万一。
接生婆的叫喊，伴随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号，一两个时辰过去了，母亲的呻吟逐步减弱，可就是听不到孩子出生后应该有的动静。
接生婆在无奈中隔着门帘急切的向站在外面的父亲说：“小孩横在肚里了，生不下来准备后事吧。”父亲急得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公社食堂的司务长来找我父亲，说公社来上级领导了，叫我父亲批给半斤食油，否则今天晚上没法招待客人。当时粮站只负责粮食供应，食油是指定由我父亲领导的商店供应。在计划经济年代，任何商品都要经领导批复后才能卖出，不是随便就能买的。
家里面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父亲哪有心思管这些“闲事”?事务长无奈地走了，父亲请邻居们帮忙去找棺材。
也是母亲和三弟命不该绝。那一天公社来的所谓上级领导，其实是地区卫生系统一个扶贫队，当司务长把没有买到油和我们家情况向公社领导汇报的时候，公社书记正和地区来的卫生系统扶贫工作队在一间房子里，这批队伍里面大多数都是地区的医疗专家组成的，其中就有妇产科的专家。
五六十年代的干部，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公社书记还在愣神，而地区专家组的人员却主动请缨要求立即去我们家帮助。当几个妇产科的专家一路奔跑到我母亲的床前，我母亲已几度昏迷，奄奄一息。但他们没有放弃，也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设备，完全凭经验展开对我母亲的救护。专家毕竟是专家，毕竟他们有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支撑，经过一番专业人工体外手术，终于把我弟弟的胎位理顺了。
也就二十分钟左右，弟弟出生了，可是没有哭声。因为在母亲体内折腾的时间太长了，浑身都黑了没有一点血色，几乎没有呼吸，但母亲总算平安。母亲瞄了一眼弟弟说：“没用了,你们不用费力了。”可是其中一位妇产科专家没有放弃，对我弟弟进行了人工呼吸。那可是口对口的，并且轻轻的挤压我弟弟的心脏。终于随着一声啼哭，弟弟恢复了生命体征。
母亲属于高龄产妇，没有奶水。在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头，在父亲同事帮助下，不知从哪里搞了二三斤大米，用小石磨把它碾成粉用开水冲一下，这就是弟弟初出生时唯一的奶水。好在他并不挑食，不管什么东西靠近他的嘴唇总是张着大口吞咽，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
当弟弟长到三岁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正常的孩子这时候应该会讲简单的话了，可是他一个字也不会发音，又过两年仍然如此。这可急坏了全家，不得不认定他是个“哑巴”。但奇怪的是，他的听觉一点问题没有，谁叫他他都知道走到你的面前，只是不说话而已。家里根本没有条件带他到大医院进行诊断，只能顺其自然，周围的邻居都叫他“小哑巴”。
一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那哀鸿遍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究竟因饥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经过精确的统计。那时候死的人都是土葬，有条件的家庭用一口板皮棺材，没条件的就用芦苇席子包裹一下尸体埋到集中点，那叫乱葬坑，埋葬死人的地方好像比村庄更密集。
黑户岁月
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又来了一个政策，来自外地的工作人员随迁家属一律迁回原籍。我母亲因为孩子小不方便搬迁就没有及时响应，又拖了两年。到一九六二年当地政府叫我们就地下放农村，可是我母亲带着三个很小的孩子，加之自己的身体又不好根本没有劳动力去种田，这时候只能要求迁回原来的高沟镇。南集方面出具了《户口迁移证》，可是返回到高沟镇这里又拒绝接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从此，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都成了典型的“黑户”。
父亲仍然在南集那边工作，他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他的个人生活，我们兄妹几个的生活仍然是母亲一个人操劳。那个年头做生意是违法的，称之为投机倒把。我记得初到高沟是租一个远房亲戚家的房子，母亲都是夜深人静后开始用土制的卷烟车卷一点香烟，批发给别人去卖。收入是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经常借粮食。
对于高沟，虽然我出生在这里但却很陌生，因为我出生后两三个月就离开了，现在又回来完全是朦胧的。我是在南集小学上完了二年级转学到高沟中心小学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是在南集。好在那时候没有因为户口问题不让我们上学，起码中小学是这样。
那时候户口的概念是有成品粮供应，我们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要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黑市上的粮食价格起码是供应粮的三倍以上，这不是一般的压力，母亲风里来，雨里去都在为我们吃饭问题不辞辛劳。当然我们小时候很少吃到白面大米，主食都是以玉米面山芋为主，只有过年时能吃上一两顿米面，所以盼望过年是儿时的唯一梦想。
希望下一代能够人烟鼎盛，这是所有家庭的期盼，其实都是事与愿违，很少有家庭能够支撑到三代以上守候在老宅上的。
从汤涧迁移到高沟镇开始两年是租住人家的房子，一九五一年经过多方筹助才买下了位于高沟镇六塘河东岸称之为临河巷的一块约六十平米空地，并在上面建了土坯房两间。说起这条巷子也是有历史定位的，《红日》小说作家吴强先生也出生在这一条巷子里。我家的邻居是字号为《同仁裕》的商家，这一家的二公子徐泉曾经当过国民党上海南汇县县长，我家的房子就建在这个商家倒掉的炮楼地基上。解放前夕这个商家所有的人都走了，据说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外地，丢下了一个大院子约二十多间房屋都被新政府分配给了那些没有房子居住的穷苦难民，这里就形成了大杂院。
不过我家在这里也只住了五年就因政策原因又牵移到一百华里外的南集，两间茅草房又卖给了别人。也就在这五年间我和哥哥都出生在这里，并且都活了下来。
时隔八年，也就是一九六二年我们又迁了回来。好在当时卖掉的那两间房子买房人并没有用于居住而是把房子拆了在上面种地。母亲之所以坚持要把这个地方再买回来，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在这里存住了两个儿子，她认为这块地风水好。历经辗转，托请了很多人说合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在原地建了两间土墙草房，经过我三次翻建成为两层小楼房。在这里这一住就是六十余年，父母也都在这里寿终正寝。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里，无论你在外面漂了多少年，年老了就难免产生一种思乡情结，叶落归根是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究竟哪里是故乡?一般意义上都是指自己出生的地方和童年生活和上学的地方。还有一种扯不断的情结就是父母安葬在这里，这里就是永远的故乡。尤其在远古时代人们的这种思维更强烈，如果在外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被称之为“客死他乡”，这好像是很不吉利的，是一种罪过。无论故乡曾经给过你多少不公正的待遇，无论你在故乡遭受了多少屈辱，年老了还是希望回到故里。
父亲过世没几年就碰上了拆迁，老宅是保不住了。很多人劝我结算一点钱到外地去买房子吧，包括大儿子在省城也为我们准备好了养老的房子，的确我也有条件离开这里搬进省城，可是我怎么也放不下。还有许多人说大城市医疗条件好，而我个人的观念是人能活多久不是由医院决定的，生命的长短与医疗条件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也证明能活到九十岁或一百岁以上的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医院，而经过医院动过手术的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寿星的?医疗就是惯性思维，只要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医院都称之为手术成功，一个月或者一年以后死了就与医院无关了。所以等了几年以后我仍然坚持在这个镇上分到了房子，虽然不在原址但也不远，只是从镇西搬到了镇东而已。虽然我在这里没有任何建树，虽然这里给我留下了很多伤痛，但自己已年过六旬，早已过了想若非非的年代了。什么都无所求了，只希望与父母的墓地近在咫尺，心情不好的时候去他们的坟上念叨念叨。
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集体，独木难行这是古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普通百姓，统治阶级制定的任何一个政策和法令，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只要是针对大多数人的，你也在其中你就应该去响应执行，只要你掉队你就会成为孤雁，就会被时代抛弃，甚至毁了你不止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因为产生一个纠错的政策都是针对大多数人的，不可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制定一项政策。就像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文革十年免考推荐上大学，都是因为面大人多，经过历史的检验是错误的，才有了后来的知青回城安排工作和一九七七恢复高考政策的产生。
一九五五年父亲到南集去工作也是政策规定必须把家属全部随迁，母亲带着我们响应了。一九六零年又突然来了一个政策宣布所有在外地工作人员的家属一律迁回原籍。鉴于当时家庭的特殊状况，母亲因为生弟弟九死一生，身体状况很不好，况且又处于哀鸿遍野的自然灾害阶段，一个体弱的妇女带着三个幼儿怎么可能说走就走，而且在来的时候那两间房子早就异主，回去在哪里落脚?一系列的困难萦绕在母亲心头，反复斟酌，拿不定主意，这就拖了下来。但是当地政府已经开出了《迁移证》，不可能再收回，拖到一九六二年才不得不回到了高沟镇。租了两间房子临时安置了下来，没想到的是高沟镇地方政府拒绝接收，没有明确的理由。因为高沟镇的居民属于城镇居民性质，都是吃着定量供应的商品粮，他们和农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一九六二年正逢这个镇搞居民下放农村运动，这就更增加了他们拒绝接收的理由和难度。
没有被官方认可的“户口”就意味着成了“黑户”!城镇居民毕竟享受低价的商品粮供应，农民毕竟有集体土地一起参加劳动分配，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家的灾难从此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户口。
在我们拿到户口本和粮油供应证只买了两个月的平价粮食后，就宣布全国停止所有城镇居民的平价粮供应，一律走入市场化，熬了二十九年只等到了两个月的“待遇”。好在终于摆脱了被人歧视的日子，终于有了身份证。
“黑户”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真是不堪回首，简直是血与泪的结晶。
户口不仅仅是因为有商品供应粮减轻生活压力的问题，关键是它阻碍了我们的前途和社会认可，在大众的眼里好像我们是另类，好像我们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整天都过着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低人一等的日子，好像随时会有人指责我们的痛点。
父亲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他的个人生活，根本养不了家，我们的生活仍靠母亲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做一点小买卖维持着。六七十年代是不允许私人做生意的，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一旦被“市管会”抓到，不但货被没收了，人还要被关押批斗，甚至游街示众。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大雪已经下了十多天了，附近的河面上结了一尺多厚的冰，不用说人可以在冰上跑，即使是牛拉着大车从冰上过河也不会发生危险。
距离春节不到二十天了，母亲正为没钱买米焦虑着，这个年怎么过?难道自己的几个孩子过年连一个馒头都吃不上吗?就在这一天的傍晚，在一个表舅的担保下母亲赊了人家大约一百多斤生姜，念想着零售卖出去赚一点差价凑合着过个年。就在这个山东卖姜的老头推着独轮车把生姜送到我家门口时，我们兄弟几人便迅速帮母亲把生姜用盆一盆一盆的端到母亲的床底下藏起来，就在即将搬运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经过我们家门前，这个人并且是我们家对门的邻居。他当时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立马回头。十分钟以后，这个造反派头头带来了一大批人冲进我家翻箱倒柜，本来我们家就只有两间茅草房，根本没办法找到隐藏东西的地方，结果不但生姜都被他们搬走了，我母亲也被他们带走了。母亲被他们关押在剧场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一连几天没有“释放”的迹象。我们三兄弟因为当时太小，又处在那种特殊时期，只能心痛而无助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他们关押。
我踏着冰雪顶着刺骨的寒风跑到河对面大表舅家，含着泪向表舅诉说了家里发生的事。表舅对我说;你先回去，我来想办法。第二天经过表舅的努力母亲被放回来了，但是生姜却要不回来了，都被那些“造反派”分了。生意没做成还欠了外债!
那个春节还幸亏大表舅给了五元钱，“五元钱过一个年”这句话母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念叨过。
在那个时期家里发生任何事情父亲是帮不了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为了所谓的“历史问题”不断受到批判审查。
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多数人都认为是那些当大官的受到了冲击与老百姓无关，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组织都是由一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趁乱组织起来的，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这些人非法夺取权力后胡作非为，专门坑害老百姓。后来运动趋稳这些人大多数被绳之以法。
我是在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开始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也就是在五年级之前我属于文革前的学生。文革前是不存在义务教育一说的，完全是优胜劣汰的教育制度。每到暑假学生拿到了《家庭报告书》，上面的结论有三种∶“升级、补考、留级”。升级的同学大约占班级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补考和留级的同学各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根据考试成绩确定的，如果在某一个年级连续留级三次则无条件被除名。不过我在小学阶段从来没有被划在第二第三类，所以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始终是年龄最小的，到高中阶段，比我大七八岁的同学都有，大三两岁的就是普遍现象了。还有很多同学比我入学早了两三年最后和我同班。和我同一年入学的不少人都拉到后面去了，还有的上完了四年级以后就辍学了，因为四年级被称之为初级小学，初小升高小淘汰的概率是最大的，而且原则上不准许补考。
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都被称之为“老三届”，我也是小学阶段“老三届”一员。老三届的前面两届都分别停学一年和两年，而我是最后一届正好赶上六九年“复课闹革命”，所以我的学业没有中断。六九年开始缩短学制，小学改成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改成两年制，我是改制前的最后一批小学六年制的学生。
艰难度日
从一九六二年回到高沟镇以后，我家的生活困难与日俱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深刻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为了粗茶淡饭不断顿，母亲风里来雨里去做点小生意。好在那时候交通不好信息不畅，相距几十里的集市，同样的农副产品总会有几分钱的差价，只要能吃苦，从这个集市买一点粮食再扛到另一个集市去卖总能赚上几分钱。到了春夏交接时苏北地区的农村开始普遍种植山芋，很多农户都到市场上去买山芋秧苗，北方有的地区专门大面积培植山芋秧苗拉到各地去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市场。母亲每年都不会放弃这个“商机”，她总是天没亮就守候在大路边等待拉山芋秧苗的车子，等车子一到就买下几十斤背到没人的地方进行改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按斤买卖的，而是按照每捆多少钱交易，一般是二百棵一捆。山东人比较实在，拉过来的山芋秧苗每捆都会多放十几棵，母亲把多出来的抽下来集中再把它扎成捆。一般一百捆能改成一百一十捆，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卖出去，其中多出来的十捆就是利润。
中国人习惯把农历的端午节称之为娃娃节，每到端午节家家的小孩都要在手上和脖子上扣上绒线，这种习惯可能延续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没有间断。端午节前一两个月母亲就开始忙着做绒线，这个东西的确是苦力活，真正的销售时间只有三到五天，这种季节性的买卖“市管会”一般是不会管的，也没有把它看成是“投机倒把”。端午节的前五天都是我陪着母亲赶集去卖绒线，至少持续有二十年以上。端午节是我们家收入最高的一个季节，遇到好的年头能赚上一百多元，一般一年赚个七八十元还是没有问题的。
从我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每个星期日我都是凌晨三点左右就被母亲叫醒去食品站排队，尤其是严冬时节，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雪覆盖的石头马路，只能听到脚底下吱吱作响，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唯一的光源就是白色的雪地。
食品站距离我家也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走过去故然冻得发颤但还能坚持，尤其是到那里排队那几个小时的确是一种煎熬。每一次我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可是每一次都有人比我先到，这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那个年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公有制。食品站的职责是收购猪和鸡和鸡蛋，卖猪肉也是食品站独家经营。不过猪肉是凭票供应的，我们家是“黑户”没有票。也许是食品站存有一点仁心，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免票供应一点猪油。并不是每一次去排队都可以多买一点，每个人一次只准许买一元钱的猪油。更不是每一次去排队的人都可以买到，因为有时只卖十个人或者五个人，卖到二十个人就极其少见了。无论买到或者买不到总要起五更睡半夜的去碰运气，反正我连续多年每个星期日都去，不过平均起来每个月也只能买到一块钱的猪油。如果连续两个星期日没有买到，那么第三个星期日我肯定半夜就去了。没有人体谅这些排队的“难民”在饥寒交迫中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必须到八点半那个碗口大的小窗户才能打开，这时候排队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这种期待和奢望，我敢肯定所有人的心跳都在加速!
来这里排队的人群基本都是成年人，像我这个十来岁的小孩每次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小窗户打开的时候我就觉得暖和了许多，因为这时候人们站得很紧，我前后都有大人替我挡风。
当那个小窗户里探出个头来喊了一声“今天就卖十个”，所有人都在数自己排在第几个?排在第十一名以后的所有人只能哀叹的离开了，白白的站了几个小时，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去!
那个时代是没有“双休”一说的，无论是机关团体还是学校都是星期日一天休息。
母亲实在是太累了，她每天都在盼望着星期日的到来，
因为星期日她要安排我们去“挣钱”和做一些她不堪重负的家务活。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的家长都害怕星期天的到来，都是希望没有星期天，可是不但有，而且是两天。因为没有一个家庭指望孩子回来挣钱和做家务活，孩子在家只能给家庭添乱，或者在外面“闯祸”。时至今日，我的两个儿子都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仍然不希望他们回来，我只要知道他们安心上班没有犯错就足够了。
一九六九年我在初中一年级上学，每到星期六下午一放学我就狂奔着跑到家，因为母亲习惯地在家里等着我，因为她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新的“工作”和“任务”。一到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是从母亲手中接过她为我准备好的一个酒瓶和一元钱，让我到镇东边一个农村生产队的土制榨油坊去买用棉花籽炸出来的油，这种油一元钱一斤，其实这种油在当今是没有人食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作为穷人没有那么多讲究。
晚饭后等到夜深人静，我和母亲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如果被人发现和举报那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要把门窗堵死，我还要到周围看看是否有光亮透出去?那时候没有电灯，家中的照明都是用废旧的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本来光线就很暗淡，所以遮起来也很简单。然后打开小煤炭炉放上一个小铁锅，把刚买来的一斤棉花籽油放进锅里烧开，母亲从被窝里端出来已经发酵完成的二斤面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
二斤面要把它做成二百个麻花，这是一个技术精度要求相当高的工作，它要求大小均匀准确而且要样式美观统一，制作过程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母亲只负责放进锅里面炸。
也许是生活所迫，也许是天性使然，我历来对于这些细致的活领悟的相当快，只要看过人家怎么做立马就能做得有模有样。
二百个麻花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夜里十二点左右才上床睡觉，最多睡到凌晨四点左右，附近一个我们称为六姑奶奶的老太太就来我家叫门了，这位老太太当时已年过六旬，她很善良，是母亲拜托她领我去赶集的，也可以算是我的“师傅”吧。
趁着天没亮，六姑奶奶带我到她定点的一家炸油条户，做油条的这一家也是夜里进行的，白天也不敢做。每次六姑奶奶都是拿二百根油条，我拿一百根。我们都享受批发价每根四分钱，每拿一百根免费送两根，关键是可以赊账，第二天晚上卖完了才回来跟人家结账。一切准备就绪，六姑奶奶和我一老一少上路了。我们的目的地是高沟镇向西走十六华里的沭阳县沂涛公社的集市，这个地方原来叫太平集，只因在抗日战争中出了一个抗日烈士叫朱沂涛，人们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作为这里的地名。
一老一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沿着老三零八沙石路蹒跚地向西行走，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时天空也刚刚出现了鱼肚白。六姑奶奶毕竟年纪大了，只见她气喘吁吁时而伴随着一两声咳嗽，而我毕竟是小孩除了汗水浸透了内衣，露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使头发都湿透了，秋冬时节头上总是结了一层白色的霜。到达这个集市时天也就刚有点亮，太阳还没有露头，集市上还没有上人。我们之所以要那么早就出来，主要是为了安全。因为干这个如果被抓到，就会被当着投机倒把，如果被逮住了轻则全部没收货品，搞不好还会被游街示众，这是很冒险的。为了躲开“市管会”的寻查，我们只能半夜三更走，因为市管会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吃成品粮拿工资的，他们没有必要半夜三更起来工作，一般都是天亮以后才开始到处设岗排查。
还要等上一两个小时集市才开始上人。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其实是最难熬的，当你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以后突然停下脚步蹲在路边，就会感觉特别冷，再加上肚子很饿，这时候总想吃点东西，看一眼自己篮子里的油条和麻花，还是不忍心去动一下。六姑奶奶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叫我把人家多给的两根油条吃了，老人一般都明白小孩是饿得快的。我看她也没有舍得吃，我只能摇摇头说“我不饿”。我知道，一百根油条卖完了可以赚一块钱，再加上人家送的那两根如果自己不吃，那么油条就能赚一块一毛钱，二百个麻花全部卖完除去成本也是净赚一块钱，两项合并如果顺利地卖出去今天就能赚两块一毛钱。这笔账在每次来之前都是算好了的，但如愿以偿完璧归赵还是很少的。
当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我们的叫卖也就开始了。我们不是固定摆摊在街的两旁，我们是在人群中来回走动叫卖。这条街虽然不算长，反反复复你要来回不停的走上半天，如果在这半天中能把东西全部卖完那肯定是非常兴奋。当然这种概率是很低的，大多数时候接近中午街上的人就陆续散去了，我们只能停止叫卖。然而剩下来的东西绝对不能背回去，如果那样就严重亏本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沿着返回的路两边的村庄开始叫卖，那年头，村庄上的人很多，而且小孩子占比较大。每当我接近一个村庄首先迎接我的是“汪汪”叫着的一群狗，狗的天性就是见到陌生人就向前冲，而且狗是最嫌贫爱富的，见到衣衫褴褛的人它显得更凶残。我从老人那里得到了对付狗的经验，当狗向你冲来时，你不要惊慌失措，当它接近你一米左右时，你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立即蹲下，狗立马就掉头跑了，实践证明，对付狗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数十个村庄转下来基本也能够把东西卖完，但给现钱的人很少，一般都是用玉米或者小麦兑换的。转村庄大多数都是晚上八九点以后才能回到家里，接近半夜到家也是常有的事。无论什么时候到家，母亲都一直在等候着，其实我非常清楚母亲在等待我回家的过程中肯定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煎熬。“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对天下所有母亲最准确的诠释。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母亲端上来不知热了多少遍的饭，我在迷迷糊糊中吃完了饭就立马倒在床上进入梦乡了。俄国作家普希金说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的确是这样，年少时再苦再累，总是向着未来看，虽然未来是未知的，但还是对明天充满了期待。
孩提时代的确是活力四射，不管怎么劳累一觉睡过来还是精神抖擞，只要到那个点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学校是必须要去的，同学中没有人知道我星期日这天干了什么?我依然和往常一样学习和生活，当然，下一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全天我还是要和六姑奶奶重复着上一个星期日的“工作”。这种事持续了近两年。
上高中以后，卖油条麻花我就不参与了，随着年龄和体力的增长，家里面维持生计又换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开始买山芋做粉，然后再用粉做成粉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的事情，首先用水量比较大，那时候根本没有自来水，家家生活用水都是用木桶到河里面去挑。哥哥专门负责粉碎山芋，那个活只适合他而不适合我，粉碎山芋是用一种带凹槽的缸，山芋用手拿着在缸的内壁上摩擦，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缸的内壁布满了竖条状的凹槽，非常锋利，不小心把手擦破了是经常发生的事。哥哥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一坐几个小时他有这种耐心，手破了缠上破布继续擦。我因为还要上学，只有把挑水的任务全部接过来，利用放学时间平均每天要跳二十六担水，这种事持续了大概五六年。
转眼到了一九七二年底，再有几天我就高中毕业了。不仅是我，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因即将离开学校而显得忧伤，出了学校门，下一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萦绕在所有同学的心头。和文革前不一样，和现在更不一样，文革前和现在高中毕业接着还有考大学的希望，而在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因为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上大学都是隐形推荐，每年每个县分几个推荐指标，根本不会对外公示，县政府的一些官员就自我消化了。因为推荐上大学是不论成绩的，哪怕你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只要能歪歪斜斜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只要他的父母或者近亲属是县处级以上的官员都有上大学的机会。那个时期很多干部子女根本连高中都没上过也能成为大学生，根据官职大小他们的子女所上的大学档次也不一样，清华、北大等十大名校基本上都被省部级以上领导的子女承包了。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只有极个别的人有可能被推荐，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奢望的。
城镇户口的同学在我们七十多人的班上只有一两个，他们担心的就是怕下放农村劳动，如果能躲过下放这一关，就立马能够得到工作分配。当然大多数农村同学只能面对回乡务农，男同学还多了一个门路那就是去当兵。当然当兵也不是谁想去就去得了的，这里面也要有一定的关系。相形之下，最悲惨的还是我!种地没地种，当兵不让报名，分配工作那是更不可能。
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忧伤而停止它的脚步。这是一九七三年元月五日上午九点，学校在大礼堂为我们毕业生召开了欢送大会，全校师生为了欢送我们都停课半天。等仪式结束后，我们从大礼堂走出来时只见下面各届数百名同学分列在通往学校大门的道路两侧，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他们中间缓缓的向学校大门走去。虽然欢送我们的校友和老师们不断地向我们挥手再见，但我们毕业班所有同学表情都是肃默的，很多同学甚至都流下了眼泪。
社会盲流
走出学校大门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结束了一个时代，关键是下面的路在何方?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离开学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父亲的指令到他那里去。他认识了一个从南京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一个漆匠，这个老师傅在南京被定为“四类分子”，是被押送到我们苏北农村劳动改造的。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胜任农村的繁重体力劳动，他有油漆工手艺但又不能公开做，因为他没有工作单位，又是被管制的对象，私下里接活干是不允许的。这个老师傅相当善于交际，见到任何人都是满面笑容，态度谦恭，这也许是他为了生计必须低下头来。他都是暗地里拜托熟人帮他介绍一点手工活，也就是帮人家油漆家具。一般他都是晚上或者夜里面干活，白天干怕人家举报。在那非常时期，任何手艺人单干都被称之为“地下包工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旦被人举报抓住，那肯定是游街示众，甚至遭到一顿暴打。
父亲让我跟这个老师傅学手艺，父亲没有别的能力。我也毫无头绪只能屈从!跟着这个老师傅鬼鬼祟祟地走东家串西家，都是事先联系好的。如果白天干活都是与主家约好了别让人看见，我们溜进去关上门开始做工。师傅一般都不跟人家讲价，总是把活干完了人家给多少就多少。还有一些县政府的老干部他们闻听有一个南京人手艺好，也到处托人寻找。我跟着这个师傅没有讲工钱，不过，当他拿到工钱时也会给我一点，反正我的吃饭问题都由他承包了。
其实做油漆工没有什么精湛的技术，关键是要有耐心，做事要细，尤其是打磨砂纸必须要达到光洁，这是决定做出来的东西质感好坏的重要一环。
一晃半年过去了，在我的灵魂深处根本就没有定位在这门手艺上，我非常羡慕人家在工厂单位上班，因为那毕竟是集体，毕竟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对于作家说的;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集体，我的体会是最深刻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高沟镇一个工业主任突然找到我父亲，说是叫我回去帮我安排工作。我非常激动，我以为终于见到太阳了。原来是我们县城刚办了一个无线电厂，要高沟镇选派十个人去学习，条件是必须具备高中学历，可是高沟镇城镇居民中怎么也凑不齐十个高中生，初中文化人家又不要，因为学习无线电理论初中以下学历的确难以入门。这就给高沟镇人民政府带来了困难，他们只有到处查访，这就查到了我的下落。这分明是拿我去凑数的，就这样包括我在内高沟镇也只找出来六个高中生。
七三年九月二日，我们十个人(里面有四个是滥竽充数的根本就不是高中生)早上六点就带着被子等行李到高沟镇人民政府集中，由镇政府派人带队雇了一辆本地某单位的三轮车把我们送到县无线电厂。
这里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好歹都是年轻人也无所谓，能进来本来就很荣幸，谁还有资格讲究条件。我们的工资，准确地说是生活费每个月二十元。厂里的食堂规定每人每月交三十斤粮票和十二元人民币，然后食堂发给饭票和菜票，当然，如果觉得不够吃可以多买。别人都是城镇定量户口，粮票的来源很简单，只要用自己的粮食供应证到粮管所兑换一下就行了。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了，因为我没有户口，更谈不上供应粮了。黑市上的粮票两毛钱一斤，很显然，我每个月要比别人多支出六元钱。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十五元以下，攒下五元钱留着等到星期天带回家交给母亲。有时候星期天我会到附近的工厂单位同学那里去蹭一两顿饭，这样就能勉强让我维持下去。坦率地说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吃不饱的，这不仅仅是我，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是在半饱的状态下维持。再加上我们喜欢体育运动，晚饭后体育场是必须要去的，打篮球好像是每天的必修课。所以那个时期很少发现有胖子，我的体重那时候只有九十多斤，中年以后体重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多斤，从来没有突破一百三十斤。
在体育场打篮球，大多数球员都穿着一双“回力牌”篮球鞋，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好像国家专业队的篮球运动员也都穿这种鞋子。我当然很羡慕，但我没有条件买，我只能穿几元钱一双的解放鞋。其实回力牌篮球鞋百货公司有的卖，但一双要十二元左右，我根本买不起。然而，我在心里一直谋划着怎么才能攒下这双鞋的钱?简直是一种疯狂的梦想，可是一直到年老了已经退出了运动阶段也没有得到过这一双鞋。
在无线电厂已经七八个月了，有一回发工资，我计算了一下，这个月在伙食费上必须再降低一点，因为我唯一的一双解放鞋已经补了又补实在不能再维持了，这个月必须去买一双鞋。二十元的工资我只买了九元钱的饭菜票，拿着剩下的十一元趁着中午上班前我鼓起勇气走进了百货公司的门市，当然直奔鞋柜。那时候市场上的鞋子比较单一，不会让你眼花缭乱。首先进入我视线的还是那白色的回力篮球鞋，我盯着它看同时心脏也在加速跳动，上面的标价是十二元八角，如果我再向同事借一块八毛钱不计后果地把它买下也许就能圆梦。
我越是这样想，心跳得越发加快，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诫我：“千万别冲动!”突然我又想起上个星期日在家看到哥哥的鞋子已经只剩半截，后跟也没有了，他就这样拖着走，一阵寒意袭来，我终于平复了心情，决定还是买解放鞋。每双解放鞋是四元六角，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双，自己穿一双，还有一双带回去送给大哥。
在无线电厂阶段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精神生活还是很充实的。首先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还有不少是从大城市邀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再加上很多正式职工都很有背景，有县委书记的子女、县长的子女、局长的子女夫人等。因为这个厂是国营企业，而且属于轻工业，没有重体力劳动，卫生条件要求极高，可想而知想进这个厂的人还不是挤破了头。谁能优先进来?这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作为高沟镇派来的这一批人不在编制之内，我们是来学习的，按照镇政府的计划是学成之后回到镇上也办一个雷同的厂。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幼稚而不现实的想法。因为无线电在当时来说属于尖端科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你到哪里去找?设备的投资等等问题都是一个镇办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来这里学习只能学具体操作，至于线路设计、元器件的来源，以及产品的升级换代都是我们这些操作工无法胜任的。随着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科技特飞猛进，全国省市县当年办的所有无线电厂基本都倒闭了。涟水无线电厂当时的科技能力只能生产一波段和三波段的收音机，随着电视机的问世，收音机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所以任何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对政治学习和宣传还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无线电厂也不例外，所有人每周都要写一篇《学习心得》，写好了全部贴在厂里的“学习园地”专栏里。各个工厂在县政府门前那一段很长的围墙上也设立了大型专栏，规定每个月必须出一期。厂领导发现我的书画功底较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从稿件筛选到刊头设计全部都由我负责。另外厂里的篮球队和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也由我负责，我们厂的篮球队在全县各工厂比赛中始终都是第一名。厂领导曾经要求我带领篮球队到县内几所中学进行友谊比赛，给我们三天时间，我联系了四所中学，各学校都是由老师组织的篮球队和我们比赛，都是我们厂赢了。我们每到一个学校都受到热烈欢迎，关键是学校免费为我们提供吃饭和住宿，那几天还真是没有受饿!
在人生的履历中，美好的时光总是昙花一现。我们来到这个厂刚满一年，按照无线电厂领导的想法是想把我们这批人全部留下来，当然我们所有人也都希望永远留在这里工作。可是高沟镇政府却一定要坚持把送来学习的人全部要回，厂里请县政府相关领导出面与高沟镇协调，可是当时的高沟镇党委书记是个油盐不进的人，而且是个个性暴躁粗鲁的人。他的理由是“你县里面需要人才，难道我高沟镇就不要发展吗?你们要到我这里招工，具体让谁去还是我说了算。本来我是派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把人给你们的”。碰上这么一个“茬子”，还真拿他没办法，我们一行人只能无奈的离开了这个厂回到了高沟镇。
对我个人来说，留下和离开都有麻烦和顾虑。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没有户口，一旦留下来办手续建档案，肯定要涉及户口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工厂招工都是招城镇户口的人，农村户口一律不要，而我连农村户口也没有，肯定要被淘汰出局。至于回到高沟镇更有麻烦，高沟镇已经明确表态不准备再办什么无线电厂了，那么把这一批人要回去肯定由镇政府开介绍信把人分流安置在各镇办企业，我肯定又被剔除在外。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回到高沟镇没有人理我，我又一次开始了漂泊。
我也想过自己创业，但那时候的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连修自行车的，补鞋的，剃头的都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哪有可能让你独立单干。最重要的是社会影响，你没有获得政府开介绍信分配的工作，在人们的认知里你就是社会盲流，那些讽刺的语言，歧视的目光就像一把把利剑随时都能把你击垮。
突然有一天，我所住区域的居委会指导员碰到我，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暂时没事，他说那你到我们居委会去帮帮忙吧。这个居委会的领导他是知道我们家的户口情况的，因为当年从南集迁回来的时候，居委会的干部中也有他。当年的居委会一共有十个居委委员，老百姓称为“十大居委”。碰到任何事情都是由十大居委表决通过，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年就因为这十大居委委员没有通过接收我们家户口的决议，这才造成了这个毁了我一生的遗留问题。
建国初期，基层干部特别缺乏，关键是很多本地人对新建立的政权持有疑虑，不愿意去当干部，但又不能没有基层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动员和培养那些无家可归的纯粹的无产阶级底层人员。所以，解放前从外地流落到高沟镇的一些手艺人，其中有的是在澡堂修脚的、擦背的等等这类人都是发展的对象。我们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员就是在解放前从老淮安河下流浪到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个叫做“中心池”的洗澡堂，在里面以修脚为生。解放后他被发展成为党员然后就放下了修脚刀当上了居委会干部。这一类干部基本上都是文盲，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听话和忠诚，上面叫干什么绝不走样，而且雷厉风行。他们的缺点是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完全是机械性工作，根本谈不上灵活机动和统筹调配。同时乡镇一级领导包括县里面的部分领导也都是文盲充斥，所以很多社会矛盾就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落实处理，这就难免形成了很多积弊。
我只能听从召唤先去居委会再说。指导员没有明确我来干什么，也没有任何文字手续，完全像是在马路边叫来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帮助干点活。我知道这不叫工作，但走着毕竟比躺着好。指导员说给我每月十五元的工资，我的工作是帮助居委会办好专栏写写标语之类，我想这倒也轻松，对我来说也得心应手。居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工资来源是依靠下面一个小厂和几个副业小组上交的管理费，政府财政是不负担的。我们镇西居委会有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毛笔厂，这是居委会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
重要的是居委会有好几间空房子，正好给我解决了住的问题。居委会离我家也只有二百米的距离，在家吃饭，晚上到居委会睡觉，这也缓解了我家住房拥挤的问题。
每个月十五元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我必须想办法根据自己的能力秘密地搞一点“第三产业”，我决定画一些画来出售，好在居委会给我提供了合适的环境。我从附近的印刷厂买来了一点白纸，晚饭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关上门在我睡觉的木板床上开始铺开纸张画画，基本都是画四条幅梅兰竹菊之类，用中国写意画的技法来画是很快的，每天晚上画十几张是没有问题的。画了几天以后我就开始装裱，装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花纸条走边，上面的挂轴用柴棒裹在里面，下面的挂垂用废报纸卷成桶里面灌上炭灰和土，反正做出来有模有样。
那个年代没有商品房，老百姓居住的都是自建的土坯房为主，在房内的泥巴墙上贴上点画也是每家每户的需求，但都是从新华书店买的印刷品。对于有点文化的人来说印刷品难免有点千篇一律俗不可耐，所以对于手工画出来的画还是受到很多人青睐的。我把装裱好的画用纸箱装起来送到我父亲所在的商店，的确是供不应求。但是价格只能和印刷品差不多，如果价格高了也很难有人接受。这样下来，每个月弄个十几元还是没有问题的，这完全是辛苦费。
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全国知名的牡丹花画家，这是个老太太(已故)，她对我说过∶“小朋友，从事画画和书法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发财就更谈不上。历史上很多成名的画家都是资本家、大地主家的小姐少爷和官太太们为了体现高雅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干这一行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房四宝的消费是很高的。”
事实证明老太太的话对的。我们镇上也有一位在书画方面造诣很深的长者叫仇拔，仇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和他在一起，他的生活很贫困，他从来没有凭自己的字画赚过一分钱，他在一个综合厂里面上班，直至六十多岁退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六元。可是现在仇老先生的画在市场上每平尺都炒到了数千元，由此证明老先生的画还是很有地位的，可是他自己却在极度贫困中走完了一生。我也深刻的体会到对于书法画画只能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不能也不可能以此为生。
在居委会期间，其实他们把我当成杂役，没有固定具体的工作，好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体力劳动。我刚到居委会不久正好碰到居委会忙着准备又送一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我和指导员说了能否帮忙让我也下放到农村去?可是指导员说∶你不是城镇户口我也没权答应你。接着他又带着同情的口气说，你这个特殊情况可以到县里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去反映一下。第二天我向指导员请了一天假决定去县里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碰碰运气。我写好了一份书面申请亲手交给安置办的一个领导，这位官员听了我的陈述和看了我的申请，他显得非常吃惊，因为每一年知识青年下乡都要耗费很多口舌进行动员，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主动要求下乡劳动的，我的行为注定是史无前例的。这位官员当即拍板∶你回去准备一下，三天后集中，我亲自到你们高沟去，一定保证你去。
从县政府出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过。我想只要把我送到农村我就有户口了，我就从此摆脱了“黑户”的困扰，我就可以去当兵。即使是当不了兵，劳动又有什么可怕的?反正自己年轻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人家能干的活我也能干，重要的是我又回到了集体，又有了合法的身份。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卷上自己的铺盖随时可走。在等待的这两天中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对前途充满了遐想，对未来倾注着无限的希望………
终于到集中的日子了，这一天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中不时划过一道道白云。欢送知识青年下乡的车就停在高沟影剧院门前，车上插满了彩旗，居委会的锣鼓队在车子旁边已经敲响了喧天的锣鼓声。我是第一个拿着行李走到车边的人，当我把行李欲向那个三轮车上放的时候，立即遭到了人家阻止，理由很简单，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扫视了一下周围，根本没有县安置办那个人的影子，只有镇政府的几个干部在场。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当着数百个围观的群众这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我回到家冷静下来后，仔细梳理了一下这件事的过程，的确这里面漏洞百出。县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那个老头简直是莫名其妙，你既然没有这个权利为什么那么信口开河?任何手续也没有帮我办就叫我直接去，这岂不是混蛋逻辑吗!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相当大，好多天都不能平复愤怒的心情。要到农村去种地都不能如愿，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居委会仍然让我去，我知道在这里永远也混不出名堂，但我还能有什么其他门路呢?
大哥是小时候定的是娃娃亲，那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是年轻时候的生意合作伙伴，数十年来双方家庭一直保持像亲戚一样的往来。嫂子那边家人不断的催我们这边带人，因为嫂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在那个时期已经算大龄了，人家难免着急，可是我们家不具备条件一直拖着。对方也没有向我们家要任何条件，我们家的住房问题是最大的阻力。五口人只有二十来平方的两间茅草房怎么安排?房子问题成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生活仍然是那么窘迫，集全家之力也不可能有能力建房子。
一九七四年秋，居委会的毛笔厂因为销售不畅已经面临停产，工资已经发不出了。指导员急得团团转，经过多次开会形成决议，叫我和一个接近六十岁的行政小组长两个人用自行车把毛笔拖出去卖，当时我还有点顾虑，但环视一下居委会和毛笔厂的所有人，这里面我是唯一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其他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形象就是一个问题。指导员安排这种吃苦的差事我肯定是首选!那个行政小组长看我有点犹豫，他不断的向我使眼色，意思分明是叫我不要推辞。散会后，他尾随到我家，把他的一系列“方案”告诉我，对于他的方案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的方案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本“天书”。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去租了两辆自行车，每辆车每天的租金是八毛钱，当然这个租金是由居委会报销的。居委会规定，我们在外面住宿凭发票报销，生活费每天每人补贴八毛。毛笔有几十个品种价格也各有区别，一共为我们准备了六大箱毛笔，大约三百斤左右，我和同伴每人一半绑在自行车上。居委会给我们一份各种毛笔的价格表让我们按照规定的价格推销，同时给我们几本盖了章的空白发票带上。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出发了。
虽然我的同事年纪较大，但他的精神和体力根本不亚于年轻人。当我们刚骑到镇上一个烟酒站附近他突然停了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我紧跟其后。他让我在门口看车，他一个人进了烟酒站，几分钟以后他从里面拿出来两条香烟，他平时抽烟都是一毛四分钱一包的烟，可今天他拿出来是一条牡丹牌香烟和一条上海牌香烟。牡丹牌香烟在当时是全国最顶级的，价格每包五毛钱，上海牌香烟是每包四毛九。我不抽烟但我知道价格，一般的县以下领导干部也没有人能长期抽得起这两种牌子的香烟，我非常纳闷但又不好多问。我内心的小九九是：反正我也不抽烟，你买什么烟也别想把我拽进去分担。
他把两条高档香烟放进包里，然后我们上路了。当我们沿着去县城方向的那条路骑行大约五六公里的时候，他下车
把车靠在路边的树上，我也同时下车，我们蹲在路边，他开始把他的计划进行了细化向我讲述，我所有的疑虑还没等我问，他就分别给化解了。
他把“作案”流程全部教给了我。首先不能按照厂里的定价销售，必须要加价。他同时把他准备好的透明而且特别薄的白纸交给我，这纸的大小和发票一样大。原来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的销售单位是供销社商店和学校，是批发而不是零售，对方肯定要发票。发票是三联单，上面那一联是存根，中间这一联是客户发票，下面那一联仓库。正常都是用蓝色复习纸一复三份，保持三联单全部统一，我们是凭第一联和第三联回去交账。他教给我的方法是：把第一联上面压上一张透明的白纸，下面也放一张同样的白纸，白纸下面再放一张复习纸，用铅笔开发票，结果开出来的发票只有第二张客户联有字，上下两联都是空白。这个老同事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和我分工明确。
方法我是明白了，下面就进入到“实战”阶段了。
我们又骑行了十多公里到了一个公社的街上，首先我们去当地的供销社，具体谈判都是由他出面。他首先打听一下这个单位一把手姓什么?办公室在哪里?明确了以后，他就径直走到了这个领导的办公室，我紧随其后。只见他见到领导以后首先面带微笑点头哈腰，同时把已经拆开的牡丹香烟向这个领导递上一支，重要的是香烟盒子要让人家看到。的确奇怪，当这个领导接过了香烟点上以后，态度显然不同，谈到“业务”简直是触手可得，价格和数量好像都是我这个同事说了算。当然，当这个领导点上的香烟刚抽完一半的时候他立马又递上一支这是关键。双方明确和认可了价格和数量下面他就开始交货，我就在这个办公室找一个没人的空位置以极快的速度把发票开完。那年头最大的优点是没有欠账行为，都是一手交货，一手给钱。结束了这一家，再去下一家，就这样一路绿灯，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牡丹牌香烟。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清规戒律”!
每天我们平均跑两个公社六个单位，成功的概率基本是百分之百。晚上到哪里就在当地找一个旅社住下来，住下来以后我们还有工作，必须把当天卖出去的毛笔清点一下，还必须把发票的存根联全部按照厂里规定的价格补齐，销售单位的名称都是张冠李戴，真正买东西的单位名称一个都不能出现在发票存根联上。
由于每天都有“较大”收入，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改善伙食。找一个当地比较好的饭店，那时候没有个体户，饭店也都是集体单位。进入饭店还是我这个同事“打头阵”，他最大的优点是滴酒不沾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更是不喝酒。他点了两个菜，一盘炒肉丝，一盘炒鸡蛋，再来一个青菜汤。点完菜付了钱，按照常理应该坐下来等，可是他不是这样，他点完菜马上就到人家厨房里找到厨师，手里拿着金光闪闪的上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厨师，而且态度非常谦恭奉承话没少说，一个厨师怎能经得住上海牌香烟的腐蚀?端上来的菜显然在分量上与众不同。
我这个同伴虽然文化不高，但他的生活阅历着实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家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两个孩子年龄比我都大，全凭他一个人维持生活，四合院的房子整理得一尘不染，每个人走出来都显得很洁净，好像贫穷两个字从来都与他家毫无关联性，他待人接物的“礼数”有时都让我觉得有点虚伪。他毕竟从解放前走到解放后，复杂的生存环境已经把他磨练成善于捕捉所有机会，在各种逆境中都能很好的驾驭生活。对于“出不了将、加入不了仕”只能为了生计而活着的人来说，具备他这样潜质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我们终于把拖出来的所有毛笔全部售完了，在外面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把帐都算清楚了，该完备的手续全部完善，算得上是天衣无缝。我们加价的那一部分按照一比一分成，每人净赚了接近九百元。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一年的工资累计只有一百八十元，关键这十几天每天都能吃一盘肉丝，这对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奢侈的十几天。
返回到厂里，首先把帐交了。按照厂里面给我们带出去的货和规定的价格全部结清没有误差，指导员和所有人都非常高兴，终于缓解了经济压力。
我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母亲接钱的手都有点颤，声音很低沉地问我会不会有事?我说不应该有事。当我提到和某人一起去的时候，母亲这才放下了心，因为她知道这个人在解放前就很有“本事”。
可能是我这个同事把剩下来的高档香烟自己抽着，无意中被别人发现，引起人家的警觉和怀疑这就造成了麻烦，并且举报到镇政府一个党委委员人武部长那里，这个人是分管我们居委会的挂帅干部，他很粗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立即把我们两个人叫到镇政府，态度相当蛮横武断。他说接到举报说我们两个人有严重贪污情况，责令我们两个人在镇政府做检查，并且不让我们离开，这显然是非法拘禁。然而对于这种“后果”我们是有预案的，无须事先策化和攻守同盟，无论你怎么折腾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两个字。而且我已经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无论我怎么大公无私，不管我如何表现最后的结果都是徒劳的。已经到手的钱，而且是付出了千辛万苦的劳动代价和智慧得来的，况且我们不但没有损害集体一分钱利益，反而给集体创造了效益解决了问题，这怎么能叫做贪污呢?本来我对这个人武部长就很有成见，多少次到他那里报名要求去当兵都被他拒绝了，每次见到他时我都是抬起高昂的头，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凭他那二年级的智商，我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折腾了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我仍然回到居委会去混。时间不长，指导员通知我说镇政府领导叫我到鞭炮厂去上班，我只能含糊答应，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信，更没有什么调令。鞭炮厂的状况更惨，一共十几个工人基本都是残疾老年人，有的是一条腿，有的是麻子，有的是驼背，总之没有一个健全人和年轻人。办公室的几个老头干部都是文盲，只有一个会计认识几个字但又有严重口吃。我很纳闷，究竟叫我到这儿干什么?没办法，反正去看看。
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我走进了这个厂的大门，到办公室向厂长说明了来意，哪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我来，可能是镇政府领导已经告诉他们了。这个厂长向我布置工作，叫我白天到车间里向老师傅们学习做鞭炮，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后到办公室参加政治学习。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叫我到这个厂里来，因为当时所有单位每天下班后都要学习一小时，所谓学习就是朗读毛主席著作，由于这个厂都是文盲，没有一个人能读书，所以他们就向镇政府要求派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否则政治学习无法进行。我既然来了就试试吧!这个厂没有明确我的工资，叫我学会做鞭炮以后按件计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做这个东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很显然，现在我没有工资。到了下午五点，政治学习开始了。全厂职工全部集中到办公室，厂长把他办公桌上的毛主席著作拿一本给我，叫我开始念。我念了，其实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听懂什么意思，这完全是形式主义。
几天后我就学会做鞭炮了，我想，反正做一个月试试看看能挣多少钱?结果是一个月拼命的做得到的工资仅仅只有十多元。每当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些熟人，他们都以嘲讽的目光看着我，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的说“你怎么到那里去混?你在那里以后连媳妇都说不到”。人家说的没错，在这种环境中，整天和这些奇形怪状面目狰狞的人在一起混下去的确有损形象，不但挣不到钱，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而且一定会毁了我。
大约一共坚持了不到两个月，我决定不干了。我很清楚，居委会也不可能再让我回去，因为这是镇政府决定叫我到鞭炮厂去的，我现在擅自离开，镇政府肯定有意见，居委会又怎么能违背上级的意图呢。
我回家以后，首要的事情是先把房子盖起来再说。当时如果全部用砖墙盖三间房子总造价要一千二百元左右，可是我们家凑不齐这么多钱，母亲手里只有我卖毛笔挣的那几百块钱，只能砌几十公分高的砖墙，上面仍然用土坯墙，那时候盖房子是不用花工钱的，只要请几个沾亲带故的农民，供应一点粗茶淡饭就可以了。房子盖好了，大哥结婚的问题也凑合解决了。
高沟镇城镇居民人口鼎盛时期只有四千人左右，虽然历史悠久但人口居住集中。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某一家甚至某一个人，你的生活轨迹所有人都了如指掌。你的曲折，你的动态都是街头巷尾关注和议论的话题。
我没有户口也没有得到政府安排工作，当然免不了是“焦点“，同情的人少之又少，嘲讽的人大有人在。无论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只要稍有“瑕疵”就会被全盘否定。即使你有点专长人家临时用你也只是一种利用，绝不可能因为你在某些领域有点特长而从根本上帮助你解决问题。文盲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允许部下超越他，尤其对有学历有文化的人，他们充满了忌妒，使尽浑身解数进行打压，他们宁可用残疾人也不会用超越他们的人。我清楚的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年，镇上发展了四名党员没有一个肢体健全的都是残疾人，理由无非是这类人听话。
当地的文化站经常请我去帮忙，不外乎是写写画画，但是没有工资，只是帮忙而已。文化站对面就是影剧院，有一天影剧院的经理叫我去帮他们画两幅大型山水画，他知道我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主动说给我工资。两幅山水画我画了十三天，这个经理没有亏待我，叫我到税务所去开一张发票就给我钱。那时候做杂工的拿工钱都要到税务所去开发票，一百元以下的工钱是一分钱开一张发票，如果超过一百元那就要按比例报税了。我开了一百元减去十多元的材料费，还可以，十几天苦了八十多元。
那一年正值中央提出“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口号，具体什么是新时期的总任务?应该怎么去奋斗?我想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人能理解，更不知道怎么去干。但有一点是绝不含糊的，那就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各单位宣传的方法就是在本单位门前的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从报刊杂志上找到与主题相扣的宣传画，然后把它按比例放大画在墙上。这一阶段邀请我去画的单位很多，大约也挣了一点钱，但这种事是短暂的，不可能有持续性，更不可能有较大的收入。
寒来暑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前途渺茫，混沌一片。按照自己的修为，总觉得人生在世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活着而去挣钱，这简直是荒谬到了极致。如果是胸无大志、腹无点墨那也罢了，可是我满腔抱负，就因为户口这个无形的枷锁让我无法挣脱。
我不仅对自己感到失望，更为弟弟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小时候他对我依赖度比较高，但我又没有能力为他做什么。他不太爱讲话，可能思想也没有我这么复杂，他能够做到的只能是言听计从。
他上三年级的时候，语言功能基本完全恢复。正好这一年，学校组织了小红花艺术团，并且从外地请来了专业老师，买了一批乐曲，弟弟也被选在其中。他当时学的是小提琴，他的悟性很高，好像对弦乐很有灵感，有很多乐器没有人教过他，但他都能玩的有模有样。对于乐器的确是需要天赋的，没有天赋加灵感怎么努力也是徒劳的，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梦想，我看到人家把二胡拉得优美动听，我一直很神往，心里面就开始谋划着怎么样能有一把二胡?当然“买”字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的，我对想要的东西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做。我看二胡的结构没有那么复杂，我决定动手制作，为了制作二胡，我差一点把命都搭上。
二胡的胡筒有圆形的，也有六角形的。前者我觉得比较简单，找一个竹筒就能解决。正好我们附近的农具厂有专门搞竹编的，他们锯下来的废料扔在一边，我放学后去那里很轻易的就能找到一节比较适合的竹筒。经过简单的加工二胡的主体结构基本完成，但是二胡的弓倒是难住了我。经过打听，大人们说二胡弓上用的毛必须是马尾巴毛，其它没有东西可以替代。这个难题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到哪儿去搞马尾巴毛呢?
首先要观察和寻找哪里有马?终于我发现本镇上一个综合厂里面有两匹马，它是用来拉石磙子榨油的。我到综合场转了好几次无法下手，关键是这里有人，人家不会让我靠近这两匹马。
暑假的中午，天气很炎热，大人们都在睡午觉，街上静悄悄的行人很少。这时候我一个人溜到了综合厂院子里，环顾了一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除了几棵大树上有知了的叫声以外，别的让人静得可怕。那两匹马在棚子里慢悠悠的吃着草，我轻轻走近马的身边转了一圈，这时心脏也在加速跳动，我决定铤而走险，我走到马尾巴后面伸出右手准备拔毛，就当我的手刚抓住马尾巴还没有来得及拔毛，只见那匹马突然抬起后蹄向我踢来正中我的腹部，我被甩出来一米多远，当时的感觉好像要窒息了，好在十来岁的小孩肌体弹性好，我在地上滚了一下马上就恢复了正常。我全然不顾是否受伤挣扎着站了起来，我不想放弃，但我也不能像刚才那样冲动蛮干了，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当徒手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人的本能肯定是想办法借助工具。新石器时代的古人都知道用石头打磨成工具，况且人类已经进化了数千年。我在四周开始寻找工具，转来转去只发现一把竹扫帚，扫帚的长度起码有一米五。初步判断马蹄子不可能伸那么远，因为它是被拴在那里的。我用扫帚缠绕马尾巴，马的反应和上一次一样但我在安全距离之外，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获得了十多根马尾巴毛。
二胡总算制作成功了，也能拉出声音来。虽然那种声音怪怪的，但我仍然有一种成就感。经过一番练习，怎么也找不到规律和灵感，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这件事后来也就逐步放弃了。
在那连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时代，夏天唯一的纳凉方式就是到河里去游泳。六塘河是我们镇上唯一的一条流水河，它与大海是相通的，潮涨潮汐的规律与黄海基本同步，唯一的不同就是六塘河属于淡水河，它没有海水的苦涩。我们镇上和沿河两岸的农民生活用水都取自于这条六塘河，毫无疑问这条河是母亲河。每到夏天暑假的每一天，六塘河里总是不间断地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在里面戏水，当然也难免每年会有一两个人因溺水而亡。不过那时候感觉人口众多，因为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代。就以我们镇上来说，像我们家只有兄弟三个算是比较少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小孩，所以每年因为溺水而死一两个小孩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在这条河里学会游泳是有很大风险的，学会游泳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生死考验。我们家我是第一个学会游泳的，当然也免不了经历过多次危险，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外面不管发生什么危险哪怕和别的小孩打的头破血流也是绝对不能回家让母亲知道的，因为母亲为了生活已经精疲力尽焦头烂额，不能因为我们“玩”发生的事情再来增加母亲的精神负担。
曾记得一九六六年的暑假，我和表哥(他比我大一岁)秘密约定想办法坐一次汽车，那时候我们这里到县城刚有公交车，虽然这个车很破但毕竟很稀罕，关键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汽车。当时的成人票价是六毛钱，小孩买半票三毛钱，但是我和他都没有一分钱。最后决定从暑假的第一天开始每天顶着烈日在附近中学的操场上割青草，十多斤青草才能晒成一斤干草，把晒干了的草背到附近的农村卖给生产队喂牛，一斤干草卖一分钱，经过四十余天的不懈奋斗才卖齐了六毛钱。单程的车票钱有了，我们当天下午就坐上汽车到县城去了，县城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的地方。来之前双方家庭都不知道，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告诉他们肯定受到阻止就来不成了。
到达县城下车后我很茫然，而且太阳都快要落山了，我们都身无分文，根本没有考虑返回的路费怎么解决?如果凭割青草卖够往返的车票那整个暑假的时间是不够的。表哥说去找他一个远房的舅舅，这个人当时在县城燃料公司工作，是一个二多岁的年轻人，别无他法只能跟着他去找。表哥的舅舅也是工作不久，可能工资也只能勉强维持他个人生活，我们在他那里吃了三顿饭同时住了一个晚上，都是在他单位的食堂吃的。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表哥的舅舅提出来要送我们到我父亲那里去。我父亲当时在李集商店工作，距离县城大约十五公里左右。当时我没有想的太多，现在回忆起来肯定是人家负担不了，条件不允许我们继续在这里吃人家的饭。
他把我们表兄弟两用自行车送到我父亲那里，在那里待了两天，然后父亲又骑车把我们送回了家。
在我们擅自离家出走这三天里，家里面几乎都乱了。母亲和舅舅全家到处查找也没有音讯，一致认为我们肯定溺水身亡了。一般溺水的人都会在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以后尸体从水里漂上来，所以母亲和舅舅全家人只能在六塘河边来回寻找和等待，两三天过去了河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无论怎么他们都不可能想到我们会坐汽车去县城，首先钱没地方来。我们安然的回来了，但免不了被一顿教训。
初恋情结
时间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年龄，条件再艰苦也不得不考虑个人问题了。关键是不断会有人提醒你，或者关注你询问你这方面问题。
每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政治气候，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素养，对恋爱和婚姻的观念也就不同。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客观因素放在第一位来考量，真正专注于感情至上、共同语言的婚姻是凤毛麟角。在户口界限分明的时代，作为城镇户口的居民择偶标准首先是对方也是城镇户口，尤其是女孩子几乎把户口看成是必然条件。城镇户口的男人哪怕他长得歪瓜劣枣、目不识丁在城里找不到媳妇，只要他“面向农村”都能找到像样的女人。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大多数人是迥然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你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城里人根本不可能看得上你。其实对于本镇所谓定量户口的姑娘即使有人看上我我也不会接受，这并不是我的虚狂，而是她们距离我的既定目标一条也沾不上边。我经过统计调研，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中，高沟镇城镇户口没有一个女孩子上过高中，多数人只是混一个初中，甚至还有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反正她们依仗户口的优势十五六岁就可以分配工作。学历问题起码对我个人而言是重中之重，而且是不可妥协的条件。
我的择偶标准只有两条：一条必须是高中学历，第二条是长相出众而纯洁。至于什么户口、出生、哪怕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我也全然不顾。因为我早就知道，母亲的智商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当然也有人和我抬杠，说某某人的母亲是文盲为什么他的小孩也能考上名校?其实这个人的母亲是因为她没有上学，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家庭条件不允许她上学，这并不代表她的智商差。解放后基本上没有人不具备上学的条件，尤其是高沟镇城镇户口的女孩子更有条件上学，但是她们不上，即使上了学也是在混时间，这就属于智商问题了。相比之下，农村的女孩子高中毕业比比皆是，就论长相而言，农村人也是占绝对优势，起码选择面广。
一九七五年深秋，我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老师来找我，叫我傍晚前后到他家去一下。也许我在学校阶段比较活泼但并不令人讨厌，凡是以前当过我老师的大多数人，即使过了数十年他们都对我仍然很有印象，有的成为了终身朋友。
这个老师的家住在距离我家两公里左右的村庄上，按照约定的大概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到了老师的家，这里我经常来聆听教诲很熟悉。师母和她的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见我来了，她们都热情的出来打招呼。我刚坐下，就见老师的女儿向我微笑了一下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老师叫她去干什么，当然也不便多问。
这时候老师对我说：“今天叫你来是帮你介绍一个对象，这个姑娘你应该也认识。”当老师把她的大概情况向我介绍以后，她的相貌立刻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早就认识她了，高中阶段她比我低一届，她的二姐和我是高中同学。她的确长得很漂亮，是学校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她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当大队青年书记已经一年多了。我们虽然认识但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因为不是同届同学。我对她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单论她的长相来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以为老师是叫他女儿把她本人叫来的，可是出乎我的预料她本人没有来。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老师的女儿把她的父亲带来了。她父亲当时大约有四十七八岁的样子， 这个人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脑子灵活，善于交际，他当时是大队主任。 当他走到门口时我立马站了起来向前迎了几步，把他让进屋内坐下，然后向他递烟泡茶。那时候我根本不抽烟，但每次到老师家来玩我总是买两包一般的中档香烟放在兜里，因为老师抽烟。寒暄了一会就开饭了，我不喝酒但他们两个人喝，我只能负责斟酒。饭菜虽然简单，但老师全家很热情。在吃饭期间始终没有切入“主题”，我就觉得有点纳闷了。
晚饭毕，师母和她的女儿开始到厨房里收拾，这时候就是我和老师还有她的父亲三个人坐在餐桌上喝茶，他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候她的父亲开始面对我闲谈了，他不断的向我提问，内容很广泛，杂乱无章，没有主题。历史人文无所不谈，这显然是在考我的知识面和语言表述能力。
大约又过了两小时，他终于提到我和她女儿的事，他说：“我代表女儿和全家表态，这个婚姻就这样决定了，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板上钉钉。”原来几天前老师就到她家去过把这件事挑明了，他今天晚上来目的使面对面对我进行考察，准确的说是考试和面试。对于她父亲的表态我回应了一句：“还是看她本人的态度。”她父亲立即武断地说：“我女儿没意见，只要过了我这一关就是板上钉钉。”接着他又对我说：“你回去以后把这件事跟你的父母说一下，正月初三我们到你家去吃中饭，如果他们没意见，我们就定亲。”我只能笑着允诺。话说完他就站了起来提出回家了，他家距离老师家最多也就四百米，他是步行来的。我和老师把他送出院外握手告辞，随即我也和老师辞行。
那天晚上的月色很明亮，因为是初冬时节，晚风还是会给人一阵阵寒意。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总觉得这件事来的太突然，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尤其是她父亲那“板上钉钉”四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已经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哪还有父母包办的婚姻呢?他父亲的话不仅是武断，而且还带有封建意识。思来想去，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也许是我的想法太超越了。
我如实地把这件事向母亲禀告，母亲是开明的，她一点也不封建，态度很明确只要我认上了她就支持。从母亲脸上带有苦涩的微笑中我非常清楚她是有压力的，当然这种压力来源于我们家的经济一直很拮据。
到了农历腊月中旬，我把家里那几间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自己画点画，写点书法布置一下。这是每年春节前的必修课，并不是因为今年“定亲”而特意这么做的。虽然是土坯房子，但经过布置起码给人一种清洁感。
其实我的内心很矛盾，既希望初三早点到来又害怕到来。我们这种“准备”人家是否会觉得寒碜?是否会因为我们的贫穷状态被对方拒绝?这种顾虑无疑是存在的。转念我又想到书本上常说那一句“为了爱情出生入死”来鼓励和鞭挞自己，如果双方能建立感情，客观因素都是次要的。假如对方嫌贫爱富即使伪装得再好，将来也不可能有幸福可言。
初三这一天终于到了。由于春节前下了几天的大雪，虽然今天放晴了，但仍然是彻骨的冷，堆积在地上的雪一点融化的迹象都没有，家家户户的屋檐上都挂满了冰凌，河面的冰上还有很多孩子在上面玩耍。七十年代以前，我们这里的冬天和现在的东北差不多寒冷，持续一个多月零下十几度几乎是每年冬天的正常现象。
那时候我们高沟镇遇到重大事件招待客人的菜最高档次的就是“八大碗”，这也是淮扬菜的典型代表。所谓八大碗就是八个热菜，八个冷盘，其中一半荤菜一半素菜。做起来并不复杂，基本上家家都会做，我们也按照这个标准都准备好了。今天既然是定亲，我家的能力也只能给她一百元现金和两套衣服料子，再加上四样“小礼”，也就是糕点之类，她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姑娘家向对方提出要这样要那样，在人们普遍的认知里好像姑娘找对象向对方要彩礼就意味着是卖姑娘，其实在这方面是值得传承的好品质。
我不时地到门外去张望，大约九点多一点他们来了，一共来四个人，她和她父亲，还有我的老师和他的女儿。我家这边邀请了我一个远房舅舅作陪，我父亲也在家。我把他们迎进屋来坐下，然后开始“喝糕茶”，这是传统的风俗，只要是新年来人首先摆上果碟请客人喝茶，然后才安排酒席。
当时的气氛很好，她父亲在喝酒期间仍然不断地重复那四个字“板上钉钉”，这显然是在进一步表态，她始终是笑而无语。依照风俗，上了四个菜以后，母亲就把准备好的“小礼”当着众人拿上来交给她，她没有推迟含羞带笑地收下了。在众人的见证下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我想既然明确了关系，下面就是我和她培养感情的开始。
中饭结束后又坐了一会儿她父亲就提出告辞，同时关照我三天后的正月初六上午到他家去，这种模式也是当地的 风俗习惯，我答应一定准时。
我已基本了解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初六我是第一次到他家去，我必须给足了他的面子。我扫视了一下自己的装束的确觉得有点寒酸，但没有条件改变。那时候手表是最高档次的奢侈品，极个别的人戴上手表自我觉得高人一等，见人就把戴手表的左手升得老高害怕别人看不见，这种显摆令人作呕。
想到了手表，我的确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一九六八年冬天，正是我们那一届参加小升初考试，考场分别设在周围农村几个学校，是以抽签的形式决定在哪个考场。我当时抽到的考场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农村小学，离我们家至少三公里，考试的时间就是上午半天。那时候很多家庭只要有小孩考试那一天，家长总会包一点水饺让孩子吃，意思是“万万顺”，有条件的就放一点肉馅，没钱的捡一点菜皮也能凑合。母亲昨天晚上就把水饺包好了，等到天亮在煤炭炉上下一下就吃了。这一天早上大约不到四点，我的一个同学就来我家敲门了，母亲开门让他进来并问他怎么这么早?
同时母亲叫醒了我。既然这个同学来喊我了，母亲就把水饺下了一碗让我吃完和同学早点走。这个同学他父亲是本地一个银行信用社的主任，他父亲当然有手表。其实那时候手表大多数都是南京产“紫金山”牌的每只二十六元，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多数是买不起的，他父亲把手表给他儿子带去考试计时间，这个同学的准考证正好和我是邻座，他的学习成绩很不好担心考不上，所以起早来叫我。在小学阶段两门主课我基本都是满的，对于考试我是从来不放在心上。当我和这个同学刚走出我们家没有几步他就把手表拿出来让我戴，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摸到手表，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同学跟我说明了，叫我考试让他抄，我也点头同意了。由于这个手表带太长我套在手上又怕掉了，只能用手紧紧的抓住它。
那一次考试监考老师并不太严，只是在考场上流动地来回转，我大约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答题完毕。但今天我不能像以往考试那样提前交卷，因为我的同学抄得太慢了，我必须等他，让他多抄一题是一题，因为人家手表给我戴了。
上午考试完毕所有同学各自步行回家，当然这个手表我也必须还给人家。这个同学初中是混上了，但高中不可能混上。后来他去当兵了，令我无法相信的是他在部队竟然提干了，并且还找了一个高沟镇定量户口的姑娘，而且这个姑娘长得还不错。后来得知，那个时期部队提干没有考军校的说法，只要人老实，听话肯干活，就有机会和可能提干。当然他的官没有做大，当了几年排长就转业了。转业后分配在县内一个事业单位，可能也是个小负责人。不过没几年他就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入狱，什么都没有了，刑满后一直在外面打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如果到初六那一天能有人借个手表让我戴一天，也许我那个未来的“老丈人”肯定觉得有面子。 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就我本人而言，我根本不想这么虚伪。没有就没有吧，以后终归会有的。初五晚上，本镇的一个初中同学喊我到他家去玩，闲谈中提到明天我的去向，他说：“你明天去相亲不要穿这个老棉鞋，我这里有一双皮鞋借给你穿一下。”
其实我根本不想要，但经不住他反复劝说，我只有拿过来试一试，结果大小倒正合适。其实他这双皮鞋的来历我是知道的，是从高沟鞋帽厂买来的，高沟鞋帽厂就在我家北边二十米左右，这个厂根本不生产鞋子和帽子，它是专门从上海的旧货市场 当着破烂买回来的，这些鞋子大多数来源于上海的火葬场，人死了鞋子衣服肯定都扔掉了，然后就被人集中卖到上海的旧货市场，高沟鞋帽厂专门去大批量的购进，而且价格很便宜。拉回来就叫工人开始修补，补好了再卖出去。每双鞋子的零售价根据好坏程度每双有三毛五毛不等，穿上这种鞋子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就是初六，我的确穿上了借来的那双破皮鞋去了她家，这个单旧皮鞋根本没有我那老棉鞋暖和，我的脚都冻得失去知觉了只能忍着，我真后悔!
她家是当作大事来办的，显得很隆重。一共摆了三桌酒席，邀请了二十多人，所有大队干部都来了，她大姐和姐夫也来了。她家的房子很多，有两进院共十多间房子，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大户了。她一共姐妹三个，她是最小的姑娘。她大姐已经结婚几年了，在一个乡镇供销社工作，她姐夫在农具厂当会计。她二姐和我同届高中毕业尚未婚配，待字闺中。说来也怪，俗话说“一娘生九等”，大多数家庭亲姐妹应该长得大体相似，可是她这三姐妹简直不像一家人。她大姐长得一般偏下，她二姐就可以用“丑”字来形容了，就她一个人长得出奇的漂亮。在她父母的思维中一定是觉得三个女儿还不能算“后代”，但自己又没有生下儿子。无奈之举就抱养了一个男孩，我到她家去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刚刚七岁。
所有的来宾和客人都陆续入座，我被推在“上席”，这也是这里的传统风俗，“新姑爷”第一次上门都是安排在上席就座，还用一句“姑爷是骄客”用来表达这种安排的理论根据。
虽然数十人向我轮翻敬酒，但我始终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只是象征性的举起酒杯，因为我本来就不能喝酒，不过大家也很理解，也没有过分的强求。
席间，她父亲向大家介绍了我和他家三姑娘已经定亲的情况。其实在来客中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经常在街上看到我画画写墙字，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黑户”，他们看到我的都是阳光的一面，暗的一面只有我自己清楚。
下午客人散去以后，他父亲坚持叫我晚上不走，我只好从命。
她始终和她母亲在后面的厨房里忙着，我和他父亲两个人在前面聊天，她一直都没有过来，只有她二姐时而过来帮我们续水，晚上我和她父亲住在一起。
我非常纳闷，已经“板上钉钉”为什么她要刻意回避我?她父母好像感觉到我的疑虑，她母亲向我讲述了三女儿的一个故事：有一天，突然下了大暴雨，她母亲担心她晚上放学回来被雨淋，便专程到她学校去送雨伞，她母亲站在教室的后门口等下课把伞给了她，她当时的表情显得很气愤。她母亲刚离开没几步请听到别的同学问她：“给你送伞的这个人是谁呀?”她回答说：“是我家邻居”。她母亲讲给我这一段往事意在表述她家三姑娘比较“垒”，同时在暗示我别着急慢慢来。这个真实的故事引起了我的警觉，她否认自己的亲生母亲，证明她的虚荣心很强。在她眼里不外乎是母亲长得丑，又是一个典型的村妇，承认是母亲好像就贬低了自己。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如果她就这样一直回避我，即使真的如她父亲所说“板上钉钉”，因为她“爱面子”比较“垒”，一直到结婚那一天也不与我讲一句话，她的心里究竟想什么?如果真等到结婚以后再去“改造她”可能要我付出巨大的心血还不一定能够融洽。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从她母亲讲的故事，到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再联系对我的态度，这不是一般的两面人而是多面人，这以后相处起来可能是困难重重的。
既然定下来了，我也不能以我的想法去作出任何举措，反正从年龄角度我也不着急，就这样走下去再说吧。重要的是初六那天她父亲当着众人的面叫我“改口”，所谓改口就是叫我从今以后称呼他们为父母。其实真的很尴尬，但也不得不这样叫。对于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双方的意见统一，都是：“现在年龄小，摆两年再说。”
这一点，我倒是赞成的。因为我对改变状况还存有幻想，对前途还没有彻底失望。如果在一两年内能够解决户口问题我还有可能去当兵 ，或者得到工作分配。一旦结了婚一切都定型了。
我理想中的恋爱模式应该是双双携手漫步在小河边，花前月下形影不离，根本没想到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句话不说就“板上定钉”，这也太奇葩了，简直是一种荒唐。
既然已经喊爹叫娘了，常规的义务我还是必须要尽力而为的。只要是遇到节日我都会买一点小礼物到她家去孝敬这毫无血缘关系的所谓“父母”。
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停滞了十年的高考终于宣布恢复了。
在这十年中，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学校的教学完全是漂浮的，学生的学习也都是一种应付，因为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理论是学校的主题。对于数理化很少有人去用心对待，参加考大学完全是一种碰运气。全程复习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怎么可能把初中高中所有的知识都融会贯通?积压了十年的学子集中在一起考试其数量的庞大是史无前例的，被录取的只有百分之五，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象，这一次的竞争是相当残酷的。
既然大多数同学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又怎么能拉下呢?在众多的高考复习生中，我可能是最不容易静下心来的一个，这与定亲没有任何关系，关键是我还要在家里劳动，每天二十多担水还要把它挑完， 思想负担和生活压力时刻伴随着我。反正尽力吧，什么结果都要面对。
高考结果出来了，我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只能认为是成绩不够没有考上。这个梦想从此就束之高阁，永不再提了。
这次高考过去了大约近三十多年，我突然看到了一部歌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电视剧名字叫《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该剧全面的阐述了七七年的高考，有一大部分人因为政审问题而被淘汰，这提醒了我，原来还有这种情况。
所谓公平竞争原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谓政审，完全是凭负责政审的人的个人印象决定被政审人的命运。我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户口没有稳定工作，再加上自己比较傲慢和有点特长本来就遭人嫉妒，加之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在社会上遭人排挤和诽谤，怎么能给人好的印象?当我托人到教育局查明了真相，我的确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枪毙的，政审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宣告废止。
我的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录取线，其中政治试卷我考了满分而且是全县唯一的满分，语文试卷也考了最高分。其实那一年的考试试卷是很浅的，坦率的说，比现在中考试卷都简单。唯一的问题是竞争太激烈，录取比例太少。我虽然知道了原因，但是已经一切都来不及了。那一年的高考和现在不一样，是否考上以收到和收不到录取通知书为准，根本不公布考试成绩，你也没地方查。所以，落榜的考生都以为是自己的成绩不好，根本没有人知道其中还夹杂着非成绩的诸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还不单纯是政审问题。总之你的家庭状况对你未来的命运起到一定的左右作用。
对于高考后来我就彻底放弃了，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年龄也大了，只能面对现实。
和她的“关系”仍然维持着，她依然是墨守成规，仍然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当然她父亲还是不断提及那“板上钉钉”的四个字。而在我的心里早就彻底失望了：两三年了，不是我和她谈恋爱，而是我在和她父亲“谈恋爱”，这种荒唐的关系我早就想结束，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在没有理由的前提下只有自己制造理由，这是人本能的必然表现。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达到近三十万，震惊了全国，包括江苏省在内全国很多地方都号召人们搭建地震棚，持续了两三年很多人仍然不敢到房子里面睡觉，依然住在地震棚里。不过对于像我们家这种状况，房子本来就比较拥挤，这也正好提供了难得的纾困局面。
就在参加高考前的复习阶段，我无意中认识了一位L女同学,他原本和我不在一个学校,她比我晚一届高中毕业。她是干部子女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而且是县级女子篮球队的队员，她的工作单位是工艺美术厂，从事的专业是雕刻。她长得很漂亮，一点也不比我定亲的对象逊色，关键是她的性格很开朗，娇健中透着温柔和娴静。虽然她也未能如愿考上大学，但从此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在县城上班，我仍然在县城三十公里外的高沟镇“鬼混”，但是我们的感情好像越来越近，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来一封信，虽然我们没有挑明恋爱关系，因为我早就告诉她我已经订了亲。她并没有因为知道我定亲的事而放弃和我的交往，反而更为频繁地接触。她所在的厂每逢星期日就休息一天，她叫我每逢星期六的傍晚一定要等候在高沟汽车站接她，只要是星期六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她肯定会来。她虽然没有明说，但她的行为明确地告诉我一切了。她很自信，她一定是觉得凭她是自身条件一定能够“战胜”我那个已经订了亲的她!
坦率的说，我也很纠结。我把她们两个进行了比较，如果单从长相上看她们两个难分伯仲，都属于美女级的人物，毫不夸张的说，在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内也是凤毛麟角。一个爱好文艺，另一个是体育健将，各有千秋。两个人的学历和长相都符合我的要求，而且超出我的预期。然而我不能轻易对L明确承诺,因为我和先到的她尤其是双方家庭依然保持着往来“关系”。从感情角度来说我和L毕竟接触较多，感情依赖度也比较高。
L的父亲不是什么大官，但他是一个基层公务员，就在我们高沟镇某单位任职。L每次星期六来高沟我都在车站接她，接到她以后我们随便吃点零食，然后就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电影结束后，我和她沿着六塘河东岸来回漫步，至少到零点才分手。当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和举动，最亲密的行为也就是手拉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随着我和L的相处越来越近，我的纠结也越来越深，无限的顾虑也无时不在折磨着我。相比之下，L 的家庭条件比我订亲的那位要优越的多，如果我把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实际悲惨境遇告诉她，她还能接受吗?即使她被感情冲昏了头脑能够接受，可是她的父母能接受吗?这是我最担心也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我在犹豫，拿不定主意，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傍晚，L约我和她骑自行车去涟水有事，我们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她父亲的。一开始是我骑背着她，大约骑了十多公里，她叫我下来让她骑，她说我骑的太慢了。果不其然她的确骑的比我快，因为她是篮球运动员，体力比我大也是正常的。当我们骑行到距离县城还不到五公里的地方，我突然心生一念。
和我定亲近三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她就在附近，那是前两年我父亲帮她弄到这里商店里工作的，条件是地方要出具“三级证明”，所谓三级证明就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极。她是农村户口，她父亲又在大队当职，所以搞一个三级证明信是很轻松的。这个商店周围有几个全县最大的工厂，每个厂里都有文艺宣传队，可能她到这里不久，因为长相出众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被一个当时叫东方红化工厂的邀请参加了宣传队。因为地震的原因，她和另外一个女同事两个人住在一个地震棚里，具体位置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到她的宿舍去过，这个厂我的熟人很多，随便打听一下也就清楚了。
正好L也经常提起要见一见她，L要见她的目的不外乎是出于自信，有把握击败她，这是所有女孩的天性。我对L说：好吧，今天晚上就让你见见她。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打听她的住地的确很容易，因为她特别漂亮容易引起人关注。当我们走进她住的地震棚时，里面还亮着灯，门也没有关上，我就掀开挂在门上的草帘径直走了进去，L也尾随而至。只见她一个人坐在床上织着毛衣，可能与她同室的另一个人还没有下班，她见我进来表情显得木讷但是仍然一言不发，她向L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两个字：“坐吧!”别的就再也没话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实在让人太难堪了，我只有拉着L离开。我的本意是刺激她一下，通过刺激希望能唤醒她沉睡的灵魂，因为我和她毕竟明确了关系，我倒非常希望她能和我吵上一架，但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我当着她的面故意和L表现亲密，可是她非常淡定，显得很不在乎。这让我彻底失望了，我决定和L明确恋爱关系。同时决定春节前到她家去一次，向她父母宣布我们的关系彻底结束。
和L当天晚上在涟水五岛公园一直谈到半夜，她没有一点犹豫和顾虑，因为我们已经很有基础了。我当然知道前面的路并不平坦，还有很多阻力要我们共同去面对。
L的姑母就在靠近公园的一个旅社里当负责人，她带我到她姑母那里把我安顿下来，然后她就回厂里的宿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返回了高沟镇，按照和L的约定我回来在这几天必须到和我定亲的她家去做个了断。我到家首先把我的决定跟母亲说了，母亲当然有点反对，因为她并不理解我的感受。
这一次，我违背了母亲的意思。第二天晚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当然除了她本人不在家以外，其他人一如既往仍然对我很客气，但我是带着情绪来的。这一次我对两位老人没有称呼，我这种表情使现场气氛变得相当凝重。现在回忆起来的确当时是年轻气盛太过极了，其实不论她的对和错，都不是她父母的问题。有一点很明确，她父母和她的姐姐们对我的确是认可的，我不应该把情绪放在他们面前。虽然她的父母早已作古，我还应该对着他们的灵魂说一声对不起!
我丢下了一句：“我已经尽力了，她很让我失望，从现在开始，我正式宣布结束这层关系。”说完我立马起身返回，她父母追到门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你冷静一点，你回来......”，而我没有回头。
第二天早上，他们的大队书记带两个人来到我家，我还和以前一样对他们很热情，书记说明了来意。我把我的想法和她一贯的表现和盘托出。书记等人一边劝导，一边拿出了一个方案，书记说：“我看这样，明天就安排你们结婚，省得相互猜忌。”
我对书记说的话感到非常吃惊，书记的话分明是代表她父母及全家的意思(可能她本人并不知道)，对于这个突然的方案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首先我没打算现在就结婚，前文也表述过我对前途还存有幻想，结婚就意味着定型。当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实在难以启齿，如果采信书记的方案对方或多或少要提一些“条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我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要求。况且对于我没有户口这件事几年来一直没有公开，一旦答应结婚首先要去领证，当时领结婚证的首要条件必须要基层政府出一个介绍信。她好办，我到哪里去开介绍信?居委会绝对不会开给我，因为居委会辖区内没有我的户口。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我根本克服不了。大哥结婚就没有领证，他们的情况和我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把没有户口这件事跟这个大队书记说明了，他们肯定会改变态度，我相信坚持领《结婚证》这是人家最起码而且很合理的要求，我不敢面对也就更不敢答应。
还有我和L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不能负了一个又负另一个。其实即使没有L的出现,即使她的表现也很随和，包括L在内真正到落实结婚的时候“户口问题”肯定要原形毕露，那时候也许会闹得鸡飞狗跳，甚至人家骂我是“欺骗”也理所应当。我非常清楚，我的婚姻只能是“木已成舟”方得始终，最终的结果也印证了我的判断。
和她的关系就这样在我傲慢地坚持下结束了。几十年来，其实我一直没有放下。人生的第一次初恋相当重要，无论后来的结果怎样你都对初恋无法释怀。当然，如果第一次失败了，后来谈的对象的确超越了初恋那肯定会放下，而且会放得很彻底。问题是我后来谈了三十六个姑娘直到结束，其中有的是别人介绍的，也有的是姑娘主动追我的，也有我追别人的。相比之下，就长相单方面而言，的确没有一个能够和她相提并论。三十六个姑娘的学历都是高中，这一点我决不迁就，如果学历不达标我根本就不见。始终有她的影子在，这对我完全是一种折磨。在后来的多次相亲中，其实有很多女孩子都很优秀也很漂亮，起码配我是绰绰有余，而且触手可得。但我始终以她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无形就抬高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同时也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我经常会傻傻的这样想，如果我后来相亲的大多数姑娘都比她长得好看也许我早就把她忘记了，事实证明我一个都没有碰到。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观念出了问题，其实在现实的夫妻生活中，长相是至关重要的，它完全决定一个男人的幸福指数，也可以制约你不会出现婚外情。
我和L约定正月初八见面进一步商讨我们的事。对于L如果我们能够如愿以偿，我肯定会感到幸运，并且忘记了那个她。L 的漂亮程度一点也不会输给她，不仅是我，我相信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这样认为。
L也是住在厂里搭的地震棚里，我去过几次，里面比较拥挤有好几个女职工。
初八那天一大早我就骑自行车往县城进发，两个小时后便到达了L的厂里，这时候厂里面正在上班。她们上班的车间模式和学校的教室有点相似，房子很宽敞，里面摆有几十个工作台，每个工作台上坐一个职工，她们做的都是雕刻小件。我因为来过好多次，对于L的位置我是清楚的。当我透过窗户向里面看，所有人都在工作，唯独不见L，她的工作台是空的。我以为她可能去厕所或者出去有事，我就站在外面等，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我有点担心了。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我是认识的，我走进车间向一个男青年招了招手叫他出来一下，同时我发现这里的很多女职工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觉得很不对劲。这个男职工出来后和我向后面没人的地方走了几步，他的脸也阴沉着。我急切的问他：“小L去哪儿了?”他说：“我以为你知道呢。”我说：“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呀。”他愣了一下，便轻轻地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
L的单位从南京聘请了一对夫妻在这里当技术指导，当时这对夫妻三十多岁，厂里专门为他夫妻俩搭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地震棚，地震棚都是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进出。这个地震棚里面从中间做了一个隔断，隔断的正中间留一个小门。这对夫妻住在隔断里面那半间，隔断外面左右两边各铺了一张床，L住在左边，她的对面住了另外一个女工。由于L长得实在诱人，这个南京来的Z师傅早就对她有所企图，在这个姓Z的师肮脏的灵魂深处一直在谋划着时机。
春节前夕距离厂里放假还有五天，姓Z的这个魔鬼安排他老婆先回南京为春节准备，他自己等放假就返回。支走了老婆他又提前一天支走了L对面的那个女职工。那个时期对于从外地聘请来的所谓师傅，他的权力有时候比厂里的领导还大。这样一来，最后一天晚上这个地震棚里就剩下姓Z的和L两个人了。这个魔鬼平时文质彬彬，装的跟正人君子一样，而且他自己的老婆寸步不离，所以也就没有人看透他肮脏的内心世界。L全然不知这个人的阴谋，她以为对面的那个女工可能出去有事一会就来了。就在当天半夜时分，这个魔鬼师傅采取“霸王硬上弓”，L还在睡梦中被这个人突然扑在身上，L毕竟是篮球运动员还是有一点力气的，立即进行反抗，这就打了起来。厮打和叫喊声正好惊动了在外面巡逻的民兵，几个民兵冲到地震棚里把这个姓Z的捆绑起来带走了，当天夜里L也离开了厂。
我听了这个男职工对L的叙述，我脑子都炸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骑车离开了这里。我对恋爱对象是否纯洁看得是特别重的，我当时的感觉是认定她已经遭到了玷污，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去听她解释什么了。
这“双重”打击几乎使我崩溃，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萎靡不振。虽然不断有人关注我帮我介绍对象，有的我连看都不看，有的见上一面马上否定。
受聘办厂
一九七八年春，正是全国大办乡镇企业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到灌南县百禄镇去帮助办厂，经过和该镇政府谈判明确了我的职责和工资待遇，签订了聘用合同。在谈判时我要求工资不低于三百元每个月，对方说县里面有规定，外聘技术人员的工资不能超过三百元，最后明确了每个月二百九十元。当年一般县委书记的工资也就是一百元左右，其实我是带着情绪乱砍的，没想到对方竟然答应了，在当年我能拿到那么高的工资的确是天文数字。聘用合同签好后第二天他们就来人来车把我带去了。
厂房、投资款都由甲方负责，我负责技术和原材料购进，那时候销售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只要做出产品直接拉到商业部门，而且数量不受限制。
我们的产品是日用化妆品系列，因为原来我在镇西居委会期间参加办过类似的项目，而且技术就是我从外地学回来的，配方和流程我一清二楚，所以这也是轻车熟路。
这里厂房是现成的，是原来倒闭的一个社办工厂，我的宿舍就安排在厂里。既然来了，我就立即投入了工作。首先我把计划写出来报到公社审查，基本上没有改动。按照工作步骤我首先要出差去上海把原材料和简单的设备买回来，公社的任务是按照我的要求先招工二十名女生。我要打破原高沟厂的怪状，注重厂的形象，坚决不要文盲和残疾人。按照我的规定∶性别：女性;年龄：18—22岁;学历：高中。
这样的条件，如果放在城镇户口的高沟镇一个都招不到，在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百禄公社下属近三十个大队，人口数量庞大，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没有流失状况，农村的女青年太多了。公社按照我的要求召开了专题会议，布置各大队书记回去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到公社工办室报名，那场面简直是挤破了头。
我在上海等城市完成了采购任务，大约十天左右回到了厂里。公社工办室把报名人的名单给了我，一共六十多人，需要多少人由我在这名单里面挑选，我定下时间要求工办室把这些报名的人全部集中到厂里开会。
第二天上午九点，六十多名“预备役”工人都到了，这其中还有七八个人是公社文化站宣传队的，我让他们在院子里排好队，我按照名单点名，其实在点名时我就用笔把我认为条件好的一一圈了起来。然后跟他们讲一下要点，重点强调第一批我们只收二十个，没有选上的不要气馁，等待下一批。那时候的人的确单纯，能拥有一份哪怕是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也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好多了。
她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作为农村姑娘能有“班”上的确也是很风光的。接着我宣布：“下面我第二次点到名字的就站出来到另一边排队。”我非常理解没有被选上的那四十多个姑娘心情是很沉重的，有的人眼里都噙着泪水，我只能从语言上给予安慰。
留下来的这二十个姑娘起码从外表上看都是很优秀的，对于提升我们这个新办的厂来说在形象上的确是一道风景线。坦率的说，所有人都是高中毕业这无可置疑，具体择优录取也只能看形象了，和现在用人“面试”是一回事，这也无可厚非。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权力”的魅力，莫怪很多人都为了权力不惜一切牺牲。
在上海出差期间，我第一次大手大脚地装扮了一下自己，在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买了几件时髦的衣服和皮鞋，我依仗工资高，也应该和“借人家死人穿过的破皮鞋去相亲”的历史告别了。那时候能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在乡镇来说是罕见的，原本我的气质就不差，再经过打点走在这个陌生的街上的确引人注目，回头率是很高的。
新招进来的这二十名女工，我先给她们理论培训十天，每天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其他时间就让她们打扫卫生，布置工作环境。一般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我就会带着换洗衣服到街上的浴室去洗澡，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我就把它浸泡在盆里，然后我就到附近的学校里打球去了。有一次我不在的时候，有几个女工为了争抢我的衣服洗竟然大打出手，这件事的发生引起了我的警觉，为了缓解和避免类似的矛盾不再发生我的确费了一番口舌。前两次的恋爱经历已经使我伤痕累累，我必须要谨慎。
这二十名女工是全公社十几万人中的精华，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的来历，更没有人知道我连户口都没有。他们崇拜我羡慕我都只是我的学识和气质，以及少见的华丽装饰，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空虚和无奈，更不可能知道我是因为受伤而离乡背井到这里来的。
严格的说，我暗暗的将她们和失去的那两个进行一一
比对，我还是觉得没有一个能和那两个打个平手，充其量里面有三四个人比较靠边。其实这里面最差的嫁给我，在别人的眼里还是认为我找了一个美女。问题就出在开始的那两个“档次”太高这才导致我有点麻木不仁。我第一次感受到被那么姑娘“追”的感觉，道德的底线也在时刻提醒着我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不仅是我，我们那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无论姑娘们怎么暗示和表现，我始终坚守底线。我要通过自己的观察，认准了就要对人家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经过一阶段细心地观察和比对，我锁定了三个重点“目标”，因为前面那两个“影子”始终是我参考的重要标本，我只能在长相上尽量优化，尽量靠近点。在这三个目标当中，我再进一步比对优化，最终确定和W进入角色。我和W不需要别人牵线搭桥，她非常开放和主动，尤其是她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村人，即使把她放在大上海的南京路上也都能融合，而且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后来通过了解她小时候的确在北京上学和生活了好几年，也是因为户口的限制上中学以后就回来了。
我和W开始恋爱马上成为了焦点，有人羡慕也有人嫉妒。我们经常手挽手在街头漫步，每天晚上在田间的小路上步行十来公里是常有的事。那时候公社经常到各大队流动放电影，只要听到消息，不管多远我和她都会去，半夜回来是常有的事，基本上天天如此，很快双方就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
W的父亲在当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老百姓提起他都有一种恐惧感。原因是他在解放前杀过人，尤其是在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表现积极，是当地有名的“刽子手”。我对这个老头的感觉是面带微笑目露凶光，从他的神态中隐约地透露着一种杀气，让人觉得阴森恐怖。他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也没什么文化，更不参加劳动，整天在街头到处游荡，经常到公社和大队指手划脚，不论是干部还是老百姓见到他总是卑躬屈膝的表现。公社和大队给他“定补”，可能每个月能有十几元。他个子不高，一点也看不出能有多大的本事，究竟凭什么能征服所有人?反正在我的意识中只能把他定位在“地痞流氓”之类。他经常转到我们厂里，我肯定对他非常客气。同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厂里职工一边工作一边谈笑风生，一见他来突然鸦雀无声，由此证明这个老头的确“不简单”。
他每次来都要把我们的产品拿上一点装进兜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或者得到同意，厂长会计包括我这个外聘师傅都没有人敢说不。这个老头明知我和她二女儿在谈恋爱，但他又从来不提这件事。我因为有前车之鉴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挑明，所以我也不希望和他谈这个问题。但这个老头经常隔三差五地向我要烟要酒，有时还向我借点钱，虽然数额不大但总是有借无还。
和W的关系基本上公开化，但我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通过双方父母明确这层关系。虽然她多次提出要我带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我始终推诿，我总觉得暂时没到火候，我担心重蹈覆辙。人的智慧都是经历过磨难才得到提升的，有过冲动才有后来的谨慎。我隐隐感觉W的家庭比较复杂，尤其是她父亲总是让我难以琢磨。
数月后的某一天，W突然失踪了。按照惯例每天晚上分手时总要明确第二天的约会地点和时间，而且她从来都是准时的。今天是怎么了?我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她的影子。第二天上午我到她家去了，没几步地，我经常来。她父母的表情让我觉得很冷淡，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们问清原委了，即使问了，他们也不会如实相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回到宿舍反复思量总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太突然，昨天晚上还那么狂热，怎么可能就突然覆手为雨呢?三天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她大姐嫁在邻县的一个村上，距离娘家也就十多公里。她们村上回来一个部队探家的“军官”正在张罗找对象，她大姐立即跑回娘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父母，并提出将她二妹介绍给这个人。当天她父亲就逼她随她大姐去相亲，凭她的长相这个所谓的“军官”就不用多说了。她大姐为了彻底中断她和我的关系就不让她离开半步，一直把她困在那里进行“洗脑”，她也没办法和我联系。这件事的始末是她妹妹告诉我的，她妹妹这个人倒是很直率，同时她妹妹又向我“表白”说她愿意嫁给我，我觉得这很荒唐。甭说我对她没有感觉，即使她比她姐姐更优秀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奇葩的恋爱，我毫不犹豫的给予宛拒。为了摆脱她妹妹和另外几个我并不看好的姑娘轮番对我“猛追”，我决定离开这里。正好这一阶段邻县经常有人和我联系邀请我，我是有地方去的。
三十年后，我无意中知道了W的情况，原来她被骗了，那个“军官”是冒牌货。那个年代，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当兵的尤其是真正的军官。那时候没有实行军衔制，军官和士兵的唯一区别就是上衣的口袋。当官的是四个口袋，当兵的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当兵的为了利用探家期间找个好媳妇，往往会向军官借了一件上衣穿回来，这种现象在那个时期并不是个例，后来得知有许多姑娘上了当。这个人也是这样，借了一件军官衣服穿回来找媳妇，还说过几年可以把媳妇带到部队“随军”，这个人对W也是这样一种承诺。W在家庭的诱劝下匆忙地和这个人结了婚。
一年后，W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出生不到半年这个冒牌军官就被打回了原形，刚退伍生产队就安排他上河工了。W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怎么能忍受得了这样的欺骗。她已经失去理智了，本来和这个人就没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感情，再遭受这样的欺骗，她疯了!
W丢下孩子跑回娘家，她的父母也被当头一棒无话可说了。
W在娘家附近有一个闺蜜,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个人见证了我和W的前前后后。她们两个人经过一番商量决定去找我，W很自信认为只要找到我，我一定会不计前嫌地接受她。她的这种自信简直是疯子的想法，我对于不纯的女子都嗤之以鼻怎么可能接受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呢?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穿越时空的想法。不过，她后来的做法还是让我感动一番的。
她身无分文，是她的闺蜜把粮食卖了筹集了一点路费两个人开始踏上了茫茫寻找我的旅程。她们两个人首先到我老家的镇上进行打听，因为那几年我根本就不在家，就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紧接着她们几乎步行走遍了我们全县各公社，只要道听途说哪里有类似的厂她们就找到哪里，找了一年毫无音讯。她的闺蜜实在不能再陪她这样毫无头绪地耗下去了，因为人家有孩子有家庭，人家为了家庭生活只能放弃对她的陪伴，可是她本人仍然不死心。
在我和她热恋的时期，曾经有一次我去镇江办事带她去过，她知道我在镇江有很多关系户，既然在周围无法打听到我的行踪她决定去镇江查找我的行踪。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打工”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但在遥远的南方已经开始初步形成。
她经历千辛万苦走遍了镇江的大街小巷，找遍了我所有的关系厂方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她始终坚信我会去镇江采购，所以她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等。作为一个女人能忍心丢下未满周岁的孩子到数百公里外去找一个未知的初恋，这种精神表面上看的确令人感动，但是这种残忍也是令人惊叹的。她在镇江几乎过着乞讨的生活，车站码头成了她的栖身之所。因为她毕竟年轻漂亮风韵犹存，难免会成为男人们猎逐的目标，为了生存，为了继续找到我，她豁出去了。她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引到一个餐馆打工，临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她没有忘记来这里的目的，她每天都在盼着哪一天我能突然踏进这个餐馆的门，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二十六年。
W出走之前并没有和她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她的失踪使家里乱了套，因为她本来就是公众人物，绯闻是难免的。在这二十六年中她家当地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她已经和我在一起了，也有人认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二十六年来她和家乡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那个冒牌的军官简直是惨透了，房子倒了家也没了，他拖着那个小孩无法分身出去打工。开始两年这个人带着孩子到了W的娘家希望得到帮助，可是 这时候W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父亲也已日落西山根本帮不上忙，W唯一的哥哥也因婚姻巨变净身出户，混得日不聊生，根本没有人具备条件帮助他。正好附近有一个已经解体的生产队有两间养牛的破房子闲着，他就带着孩子住在里面艰难的混日子，这也许是对一个弄虚作假人的报应吧。
W在镇江呆呆地守望了二十六年，生活的折磨，无形的期待，岁月和忧伤已经把她往日的风韵消磨殆尽。她的挣扎显然是徒劳的，她那不现实的希望早已被时空化为乌有。
当她的闺蜜向我描述她这一过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鲁迅先生《祝福》文中描写的祥林嫂，甚至她更惨。
难道她没有想过?显然是她自己顶不住“逆流”背叛了我，既然我在她的心目中还值得她二十六年的苦苦寻找，起码说明我还不至于没有她就找不到媳妇，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负我的人去选择单身等待呢?我真不明白她的自信基础是什么?不可否认，很多人往往把失去的都认为是最好的，其实好与不好是通过比较产生的结论，没有比较的人可能认为得到的就是最好的。
她已经快到六十岁了才幡然醒悟，才彻底认识到自己这一生都不可能等到期待的结果。她回来了，她没有混出任何名堂。如果她出去这二十多年是为了挣钱找个地方打工，应该不至于两手空空。她的父母都已逝去，她的哥哥下落不明，娘家已经不存在了，她只能先到她的闺蜜家去诉说衷肠。好在她的丈夫总算把他们的儿子拉扯大了，小孩没上过学但总算有一把力气在外地打工，她的丈夫也随儿子一起去了。后来经过知情人的说合她也回到了丈夫身边。讲到这里，我也提出过疑问?这么多年，她丈夫怎么没有重新组合家庭?当地人告诉我，这个人要不是当过三年兵，或者要是放在现在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媳妇。一没文化二没钱三没人，连破房子倒了都没钱维修怎么可能说到媳妇?
后来我通过实地验证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状况，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善。每一个时代都是喜忧参半，有的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有的人失去了应该得到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描述一下前面那两位女士的现状了。
先从第二位L说起吧，我们分手后时隔将近四十年她终于出现了，而且回到了我们县城开了一个KTV，这期间我也住在县城。那天下午正下着雪，大约四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显示归属地也是我们本地的，对方是一个女的声音她问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当时还真的听不出来，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当时非常惊讶。几十年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她怎么知道我的号码?这个我倒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期我经常帮人代理诉讼，当事人很多，陌生人打电话给我是常有的事。L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位置并叫我立即到她那里去，她距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两公里，我没有犹豫立即打车到了她的门市。那天因为下雪，她的 KTV包间里没什么客人，她拉着我到了一个包间坐了下来。她讲话有点哽咽，当然我的心情也难以平复。她终于完整地讲述了这几十年的生活状况，当然要从头说起。
那一年那一夜她被那个师傅非礼了以后，第二天她就回到了娘家。她知道我一定会到厂里去找她，她也知道我到她厂里以后会听到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她的想法是：如果我在乎她就一定会去找她!就一定会相信她，原谅她〔即使真的发生什么〕。她在家里足足等了我一年，每天都盼着我能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如果我真的去了，她会毫不犹豫地跟我走。其实她的家我知道在哪里，因为她带我去过两次，距离高沟镇也就十多公里，可是我没有去。我的想法是∶第一她不可能在农村老家。第二我始终认为她已经遭到了侮辱，已经不再纯洁。在那个时代我根本过不了这个坎!如果我不计前嫌把她带回家，在以后漫漫的人生长河中那个“阴影”肯定会不时地折磨着我，我甚至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难免还会有人说我是“趁人之危”才娶到这个美女。如果放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许我肯定会去找她，因为现在的人对这方面的事看得很淡，很不在乎，那时候不行。她讲到这里，我问她“你为什么不主动去找我?”她说“我不敢，你那么倔强的一个人能听得进我的解释吗?”
L等了我一年后死心了，认定我不会去找她。后来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她嫁给了南京浦口的一个工人，她说她根本就不爱这个人，完全是无奈的选择。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不到一年他们就离婚了，小孩判给男方。离婚后她没有回来，她在南京浦口的一个厂里做临时工，过了两三年她又嫁了第二任，这个人也是南京浦口的一个工人，又生了一个儿子。改革开放后，她和第二任丈夫都下岗失业了，一家三口生活非常困难，到现在在南京连房子都没有。她的丈夫得了脑血栓已经十几年了，完全丧失自理能力，整天卧床不起。儿子智商也不太好，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在南京她觉得实在混不下去了，儿子三十多岁了连媳妇都没有。
L的弟弟在涟水县城发展的很好，他看姐姐实在没法在南京混下去了就投资转让了一个KTV给他姐姐一家过来维持，她一家三口来到涟水还不到十天。在 KTV门市附近租一间小房子让她的丈夫躺在里面，她每天还要定时去给这个废了的丈夫饲药喂饭，同时还要和儿子两人打理KTV的生意，也够辛苦的。 KTV竞争相当激烈，一个县城大约有好几十家，生意好坏完全取决于人脉关系和音响设备装潢条件。我看她的生意不太好，我向她提议升级改造，她采信了我的建议。我帮她一起去采购设备帮助她重新装潢，并且调动我所有的人脉关系终于使她的生意红火起来了。
大约一年左右，她丈夫已经病入膏肓决定返回南京浦口准备后事，她儿子也坚持要回老家，然后她就把这个KTV转让给别人了，据她自己说一年多时间赚了三十多万。回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她丈夫就去世了。
人生就是那么短暂和无奈，失去的东西是不可能找回来的。我和L《第二次握手》是悲愤的，但总算知道了对方的情况并且我们又相处了一年多，这或许也是一种安慰。
对于第一个和我定过亲的她，虽然我们不再来往但是因为靠的很近，对于她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我和她分手后不久，经人介绍她嫁给了一个姓N的，N的母亲开出的条件就是自己退休让她“顶职”，这个女人是农具厂的一个会计，属于集体性质。那一阶段流行着这样一种政策，就是职工可以提前退休让子女顶职。她本来就是一个虚荣心特别强的人，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对她来说是可以不顾一切的，这一点我原来就看的很清楚，但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满足她的心愿。她顶职后不久农具厂基本都要倒闭了，正好交通局在下面各个公社设立交管所，交管所的人员都是从农具厂调过来的，她也就成为交管所的人员了。
那一度时期交管所的工作就是整天站在路上设卡拦截过往车辆罚款，包括一些农用手扶拖拉机都在内，所谓罚款其实就是随心所欲乱收费。所有交管所人员都穿制服，那种服装和当时的部队相差无几，据说是发财的差事。上交了任务指标剩下来的就分了，工作性质好像叫事业编制，后来听说她的确有很多钱。绯闻也是有的，据说她和上面的一个老局长关系特殊，所以才把她提拔为一把手所长。退休后她专门打麻将赌钱，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和她打麻将有一个规矩，不带一万元以上现金她是不和你打的，这在周边很多人都有传言，一场几十万的输赢她毫不在乎，的确算得上一个大款。有一次我在法院看到她在立案，起诉书上显示是一个男的借她二十六万元人民币，至于后来案件的结果我也无心过问了。
那个男的原来在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倒闭以后他开了一个超市，近几年也关张了。这个男的我见过，其貌不扬，没什么文化，实在不敢恭维。她有两个女儿长得很一般，也没有学历，混个义务教育就嫁人了。但她男人的父母很有能耐，否则他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美女。
几十年过去了，我悟出了一系列人生动态，有的人注重爱情，为了爱情能放弃一切，甚至贫穷伴随一生也在所不惜。而有的人把钱看得很重，为了地位和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用身体换得了地位，有了地位就能捞到很多钱。有了钱以后干什么?这一步没有人去想。有钱人其实都是自我欣赏，他自己以为别人非常羡慕他的豪宅豪车，非常崇拜他的豪赌狂饮，其实这都是他们自我想象。从没钱到有钱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欲望，当这种欲望达到一定什么程度时，他们的人性也就开始扭曲了，什么亲情友情全然不顾，甚至对父母都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对于为富不仁的人，其实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正在把他们推向绝路而他们自己却全然不知。有钱人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吃、喝、嫖、赌、吹”，还有的人嫌这“五毒”仍觉不够，还要不断地离婚再婚。吃喝出病来了，什么“三高”“癌症”接踵而至，结果是钱没了人也没了。
人的一生区区几十年，寿命的长短与钱多少和生活条件的优劣从来不成正比。病由心生，当一个人整天为吃饭问题精打细算的时候，他的意识只能定位在下一顿有没有粮食下锅?决不可能去考虑我的身体是否有病。而当一个人钱多得花不完的时候，物质上的享受已经随心所欲，这时候他最怕有病。他把整个意识都定位在身体是否正常?没事就到医院去查一查。人的生命结构与机械结构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意识能够主宰人的生命，人的行为决定寿命长短。
虚荣心是人性的最大弱点。一个杂媒曾经报道过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农村小伙子，经常被村上人批评他不学无术没有出息。小伙子被一激第二天就出去打工，省吃俭用拼命干了二十年终于攒够了钱去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他开着车一路狂奔，向老家的村庄驶去，他心里想着这回一定让家乡的父老乡亲刮目相看，当然是为了得瑟一下。当他驶进村庄发现村上很冷清，并没有如他预判的那样所有人都围着他的车去看。谁知道在这二十年间村上的人大多数都出去了，只剩下三五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这里等着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些行将就木的老人谁在乎你开什么车?又有谁会去恭维你?小伙子觉得很失望立马就离开了。这则小故事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社会现实。
如果所有人都能做到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很和谐，中华五千年的“忠孝节义”就会得到很好的传承。
每一个人的所谓“成功”其实都是相对的。你当了官，并不代表这个位置只有你能当。你有钱，并不代表你的能力就应该有钱。这里面时代背景和投机专营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当官的和有钱的人，他们的品德实在应该得到拷问。社会提倡公平公正、共同致富，这不应该只是口号，但事实是很难做到!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开国皇帝都是用“公平公正共同致富”的口号来唤起民众的响应，包括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也打着“均田制”的口号来发动群众。但是当他们得地以后是怎么做的呢?还不都是中饱私囊，个人享乐。展开中国历史只有新中国的开创者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刘伯承司令员在太行山区率领千军万马，但他的生活状况完全和普通士兵一样，每当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拿着一个碗和战士百姓一起排队，从来不搞特殊。就因为那一代领导人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所以才能壮大自己的队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那些战士们一分钱工资没有，在战场上却表现得义无反顾不怕牺牲。这是一种信仰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是平等。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它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一定会产生革命，而且革命的对象永远是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九七八年弟弟高中毕业初次参加高考失利，停滞在家一边复习一边到马路边卖点茶水度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他也像我这样流浪在社会上，对我们家庭来说又增添了一个压力。不过我仍然对他抱有希望，因为他是应届生，学习成绩还是靠前的，通过一年的复习还是很有希望的。
一九七九年发生了中越自卫反击战，部队开始扩编，上面对高沟镇下达的任务比较多，为了完成人数指标这时候忽略了户口问题，只要是住在镇上的适龄青年全部报名人数还不够，就这样我弟弟入伍了，这时候的我早就超龄了。对弟弟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一天我在外地听到弟弟顺利通过了体检我立即赶了回来。是父亲和我两个人在县人武部送弟弟上车的，那一天是夜里走的。临走时，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好好干，当兵不是目的，如果当三年兵回来了仍然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他的确是带着这种压力去部队的。当然，压力也是动力。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去哪个部队?在什么地方?直至十几天以后他终于来信了才知道在陕西省铜川市。他在信中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都是“钢丝面”〔就是用玉米面压出来的面条〕，很难消化，但他只能坚持，因为他和别的城镇户口居民当兵不同，他有明显的压力。人家退伍回来有工作分配，他如果退伍回来地方上肯定说他没有户口，不可能分配工作。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压力转化为动力，他只能拼命，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他都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努力。皇天不负有心人，又一个好的机会被他赶上了。当兵后不到一年，部队开始恢复军校考试制度，也就是延续了多年凭“表现”提干的惯例被打破，这也是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部队提干必须要经过军校毕业方可。弟弟本来的成绩就比较好，当兵前那一次高考也可能同样是因为户口和政审问题落榜〔当然这只是猜测〕。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西安某军校。他当兵后，我要求他每个星期给我来一封信，其实我的目的是锻炼他的写作水平，那时候我的确发现他写作能力还是欠缺的，但他的数理化水平比较好，每次我给他回信其实就是为了纠正他信中的语法毛病和病句之类。
一九八四年九月，他已经当兵五年了，当干部也有两年多了，但是家里从来没有人去看过他。父母年迈有心无力，又相距千里迢迢，所以只能我去看看。他所在的部队在陕北，那时候的交通不太方便，要经过多次换车两三天才能到达。老实说那时候家里经济仍然很困难，我一路艰辛忍饥受饿终于到达了他的部队，到达时我已经身无分文。这时候他已经住在团部机关，在政治处工作。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我觉得伙食不错，因为那毕竟是团机关。几天后正好有一批江苏退伍兵返回，弟弟就安排我和他们一起走，临走的前一天正好赶上他发工资，我清楚的记得是一个当兵的把他当月的工资送到他宿舍里的，是用一个信封装好的。他没有拆封就交给了我，让我带回去交给母亲，那一年他的工资每个月大约是七十多元。我还在担心“你都给了我那你这个月怎么办?”他说“没事”，言谈中得知，他为了省吃俭用竟然和当地街上一个卖猪头肉的青年人交上了朋友，对这个人来说能和一个军官成为朋友也乐此不彼，这个朋友就经常给一点猪头肉让他吃，这也算是穷人在生活方面的一点“技巧”吧。
弟弟在部队的表现相当好，工作成绩也比较突出进步很快，多次立功受奖，职务晋升也比较快，很多比他入伍早五年的军官职务才和他平级，这充分证明他是很努力的，同时也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也给我们家庭也带来了荣光。我们家的家底那么薄弱根本帮不了他，只能靠他自己努力。
他在部队一直干了二十年已经是副团职，原本他没有想过转业，决心扎根部队继续建功立业，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因为裁军他所在部队改制这才不得不转业，转业后安置在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宣传处处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不少干部利欲熏心，贪赃枉法，利用职权和影响大捞钱财。但我弟弟始终坚守本份，家庭的责任感不允许他越雷池一步。熬了几代人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如果为了钱栽了跟头那整个家庭就重新毁灭了。家里再困难大家能克服，包括父母在内从来没有人在他面前说困难两个字，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脚踏实地、不犯错误，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这就是对家庭最好的回馈。
对于一个多兄弟的家庭来说，父母健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乡间人把父母比作木桶上的箍，父母不在了就等于是箍断了，这个木桶也就散了。我认为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是无法割舍的，这是最近的血缘关系。至于为什么很多兄弟间逐步疏远甚至反目为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人〔媳妇〕的介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地位悬殊，贫富差距太大。只要有了媳妇就各自为政，兄弟就分为你和我。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好像超越了普遍性，我有两个儿子，我已经尽我所能把他们都培养成大学生，并且都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许我已经老了，我对于两个儿子的感情好像很平常，因为他们毕竟年轻 又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路怎么走我左右不了，但是我希望他们兄弟之间能不分你和我。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和牵挂就是希望弟弟能回到我的身边共同度过晚年，当然我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勉强，因为他也有家庭。他本来就很腼腆，他不可能摆脱弟媳妇的左右，这我很理解。虽然他本人也曾经表述过想回到老家来，但那也只是说说而已，付诸行动他还是阻力的。反正我的心意是真诚的，房子都不需要他考虑，两套都空着他随时都可以搬来。我的房子是老宅拆迁换来的，它还有父母的根，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房子就是我的，即使我有权利处分但我绝不会那样做。但我必须坚持这个房子的主人永远姓余这是原则，我当然希望儿子以后退休了也回来居住，无论是儿子孙子、侄儿侄孙他们都有义务守住这个房子。因为上辈上上辈的根都没有了，只剩下父母经过多次颠沛流离留下了这么一点根，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吧!
人生一辈子，只有到六十岁以后才能把很多事情看透。年轻时争名夺利，从来没有满足感。其实无论你的房子有多大，活着的时候只需要两平方。无论你有多少钱，你的胃子里还装那么多。
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在建设这个大院的时候想象力相当丰富，他肯定是希望下一代人烟鼎盛，把这个大院一代代传下去。可是连三代都没有到头就全部丢弃了，现在成为文物让人家去参观，而且卖的门票钱都进了别人的腰包。在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多了去了。就像现在的很多贪官和大款置办了若干套房子，自己的兄弟姐妹有的人穷的要命连房子都没有他们也不会给予关注和施舍，甚至连门都不让他们进。其实当他们一辈子结束了，这些房子财产还不都是改了姓。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也许他们会后悔不该为了“身外之物”疏远了亲情。
在史学界和文学界一直有一个悬案未决，很多人都在探讨研究但始终没有准确结论。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买了一个北京四合院，把母亲和弟弟周作人都接过来居住，周作人也是在哥哥的支助下完成了学业并且在文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可是后来为什么兄弟俩老死不相往来?鲁迅先生的葬礼他都没有来参加。直至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所有的猜测好像都缺乏说服力。后人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受到了颠覆，同时也在警示后人出现这种情况是会受到社会谴责的。
总结人的一生，其实是匆匆的来，又匆匆地去。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正如佛家所云到头来一切皆空。所谓成功只是指在某些领域，得到了这样必定失去了那样，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悲哀重点体现在自我欣赏，当官的也好，有钱的也罢，都是他自己认为别人在崇拜他，羡慕他，恭维他，其实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是言不由衷的。
对于我个人的一生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以大众的眼光审视我是非常失败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表象而没有看到实质。在和平时期，每一个当官的如果把自己是如何混进这个位置的过程如实地展示出来，这里面又有几个是凭个人能力而获得的?大多数人都是上一辈为他铺好了官路，起码保证他们有优越的身份。还有一些人为了做官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只有在动荡的战争时期，才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唯一施展抱负的机会，这就叫时势造英雄。
中华民族讲的是“家国情怀”，家是首要的，没有家哪来的国?先顾其家，后顾其国，这是人生的坐标。家包含着孝道和责任，如果在这方面你都做的很失败，即使你混上了官，注定也是坑害国家和人民的贪官，最后的结局是众叛亲离。
一个家庭的荣辱与成败，女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她能决定你下一代的优劣，她的品质直接对下一代起着垂范作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大多数家庭结构都受到客观因素的左右，把流行的“条件”凌驾于人性之上。多少优秀的所谓城市户口女性为了对方所谓的条件相等，完全忽略了对方的才智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多少优秀的农村姑娘为了找一个所谓城镇户口的男人，根本不考虑对方自身的条件和素质而糟蹋了自己的青春。人生几十年，物质享受其实是最虚拟的东西，生命存在的唯一价值是感情。
在现实婚姻生活中，双方都是唯一的婚姻基本是不存在的，比较完美的婚姻也只能是有一方是真爱另一方的。那么找不到“我爱的”，只能找一个“爱我的”，这是做人的底线。
在仕途方面我是一踏糊涂，在爱情方面也是履遭波折。我被别人耍过，但耍我的人也没一个有好的归属。在家庭方面我基本上无怨无悔，对父母的赡养和陪伴我是极尽所能，不离不弃。虽然他们非但没有给我创造一般的条件，反而给我制造了户口障碍，但我知道这不是故意的，我不能因为这件事对父母有丝毫的怨言。虽然我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生存我从事过许多职业，做过油漆工，无线电修理工，卖字画，律师工作，小商小贩……等不下数十种行当，俗话说“千行不富，一行不穷”，拼搏了一辈子基本上也就是计划着维持温饱。
一般的家庭遇到红白喜事都是大操大办，显示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财力，而我一辈子最怕有事。因为我家是孤门小姓，上辈几代单传，在这最终的归属地没有多少亲戚，人家办事丢下来就是几十桌宾朋，因为人家不但家族人多势众，加上工作单位的同事蜂拥而至，宏大的场面立竿见影。我没有单位，又没有多少亲戚这就限制了我的人气。所以我一直逃避办事，我自己也没有举行过婚礼，正好碰上一个不在乎我一无所有的妻子，她嫁给我时只有十八岁，而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和她相识是很偶然的，她高中毕业刚参加完第一次高考，虽然落榜了，但如果通过一年的复习凭她的基础是完全有希望的，就因为认识了我才毁了她的前程。三十多年后她们的高中同学聚会，我开车送她去参加的，她所有的同学都为她惋惜，因为她当时的确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个。她来到我们家几十年中首先得到了父母的肯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她始终不离不弃，各方面都起到了支柱作用。偶尔有人在她面前谈论我的“绯闻”，她总是说“我不是女人，我是母亲”，这样的回答和定位包含着一种无奈和责任，同时也有力的回绝了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她虽然没有上述几个长得漂亮〔也许是我个人偏见〕，但究其品德和责任心而言，她们是不可比的。现在她仍然在为这个家庭默默地奉献着，他的压力还没有得到全部释放，所以本文对她不再描述，还是留给孩子们以后作出评判吧。
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这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最大的悲伤。料理父母的丧事，弟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可能会显得很冷清，他毕竟有工作单位，人脉关系是我们大兄弟两无法相比的，这毕竟能给父母最后的风光。关键是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么俗，一个人去世了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你免不了街头巷议。
关于家事，我只能写到这里。当然这一百年来我家的人口数量已经发展到近二十人，至于还能延续多少年?后人们能否继续发扬光大，这取决于他们的道德修养。杜绝贪婪，锐意进取，团结互助，丕振家声!
余增功 著
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