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球
打开陈建湘先生《钩沉集》，如同春风拂面。《钩沉集》以他历史的厚重、视角的独特、浓郁的乡土情结，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识建湘先生，我记得他是写散文诗的，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建湘给我的印象是憨憨的，文质彬彬，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接替他担任市政协研究室主任，准确的说，是为了我的进步，他主动让出了市政协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传给我，这种高风亮节，让我常怀感激。建湘先生辞去市政协研究室主任之后，转任市政协文史委任正处级干部，2017年我又接他的脚跟，到市政协文史委任职，我们的接触更多一些。才了解到他对文史工作的热爱与执着。研究之深入，涉猎之广泛，在邵阳政协文史研究员队伍中首屈一指。共同的兴趣爱好，使我们走得更近，受教良多。
邵阳本是人文荟萃之地。白公筑城，召陵而邵陵，邵州而宝庆，宝庆而邵阳，2500年历史，历史积淀深厚。建湘像一头闯入菜园子的野牛，如饥似渴的采食邵阳文史丰富的养料。辛勤耕耘，著述颇丰。建湘研究邵阳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一大群邵阳先贤大德走进读者视野。远的有胡曾、李蛮牛，近的有魏源、魏光焘、樊锥、蔡锷，红色历史人物有袁国平、姚喆、李寿轩、袁也烈。这些人物，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邵阳历史画卷。这些人物，生动的诠释了“吃得苦，霸得蛮，敢为天下先”的“宝古佬精神”。我们今天读来，如同穿越了历史长河，神交家乡这些先贤先哲。为之倾倒，击节称快。建湘不仅写古人，也写了很多同时代的人。他笔下的马业棣、严农、马铁鹰都是政协的老人，也是我认识的身边人。细看建湘的选题很有意思。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有的位高而权不重，如马业棣、严农。有的如姚仲英、朱鹏涛、刘博华根本就是普通干部。建湘写他们，为他们树碑立传，全凭个人喜好，绝无溜须拍马之嫌。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建湘的文史资料写人物，也记录了很多历史事件。日寇侵犯邵阳，雪峰山抗日最后一战，抗美援朝，中苏友好，创建卫生城市，扶贫攻坚，在建湘笔下都有记录。这些都是宝贵的史料。作为曾经参与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建湘写过很多知青的回忆文章。我记得在政协的文史资料里，建湘还主编过一期知青专辑。修建三线铁路，也是建湘文史资料的一个重要选题。他主编过市政协文史资料专辑《铁建丰碑》，史料性，可读性都很强。这也是邵阳作为老三线城市的重要见证。这些文章记录的是邵阳人民对国家建设的热情、付出与贡献。值得我们的子孙后代去缅怀，去传承。
写文史不比写散文，灵感涌现，一挥而就，写文史也不比写小说，汪洋恣肆，随意发挥。写文史是一件严谨的工作。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作者不仅要博览群书，更要懂文史，要有把握史料的能力。“文”和“史”，历史上是分不清的。俗称“文史不分家”，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高老头》《葛朗台》等96部小说)，马克思评价他“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一个时代”。恩格斯说，“这里有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历史。”文史是用文学语言写历史。史以文传，文因史重。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佳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八个字是周恩来总理概括的文史资料的全部意义。文史工作者，除了一般作者需要具备的文字功夫和文化素养外，更重要的是“史德”。史德，就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史学工作者最突出的品德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历史研究的第一美德。司马迁写《史记》带了一个好头。《钩沉集》在这一点也是值得完全肯定的。
《钩沉集》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部邵阳野史。把它当做历史来读，也许更妥当一些，收获更大一些。这就是《钩沉集》的价值。作为一个文史爱好者，我理解建湘的劳动，也尊重他的执着与付出。编辑成书以后，建湘嘱我为本书作序，我本人微言轻，未敢应诺。无奈建湘坚持，抹不开我们几十年的友情。啰啰嗦嗦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建湘几十年关注邵阳文史，为邵阳文史无私奉献的一种鼓励吧。
是为序。
作者简介： 张治球系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主任、二级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