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一篇报道《“甘桑石刻”魔幻十年：专家视为假文物，地方政府当成宝》，让广西平果市（2020年5月18日撤县设市）甘桑石刻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德公子也曾参加过一次甘桑石刻阶段性成果研讨活动，写了一文报道《公元前1122年三月初八，商纣王南迁左右江流域建骆越古国么？“破解”甘桑石刻文的学者这么说》。
今天转载此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汉田所撰，他以学者的眼光与笔法，真实记录甘桑石刻被发现的过程……
一
2011年11月某日，中共平果县委员会调研员、原平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农敏坚在网络上看到“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写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谢寿球提到了“寨城山”这个山名，并提出“寨城山在哪里”这样的一个问题。农敏坚看到谢寿球的这一篇文章后，就给谢寿球打电话，告诉谢寿球说，你要找的“寨城山”，就在我们平果，在我们平果县旧城镇，这是《明史》上明确记载有的。并邀请谢寿球在他方便的时候，亲自前来平果县旧城镇作实地考察。
电话打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谢寿球因为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一直无法拨冗前来平果。12月16日中午，农敏坚在与我一起对论准备召开的“寨城山历史文化座谈会”时，想起了谢寿球，于是马上又给谢寿球打电话，请他早日过来。当时，谢寿球在电话里明确表示“下周一(12月19日)一定过去”。
2011年12月19日上午上班以后，农敏坚就分别给我和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的黄福弟，叫我们二人尽快来到他的办公室，等候谢寿球到来，准备一同去旧城。上午10点半钟左右，谢寿球来到了。
出于农敏坚和我意料的是，来的不仅谢寿球一个人，包括谢寿球在内一共来了5个人。其中，开车的是“南宁市民间博物馆”馆长，谢寿球说他是“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一位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另外三位，是自称能够治愈糖尿病和胃癌、肝癌等多种癌症的医生。
更出于农敏坚和我意料的是，谢寿球这一次到来，不是要我们带他去旧城考察寨城山，而是倒过来他要带领我们去看“新发现的一处贝丘”。于是，还没有从“一头雾水”当中完全走出来的农敏坚便一边给政府“接待办”打电话，请他们给安排8个人的中午饭，一边招呼大家准备出发，并跟谢寿球说好，他们的人仍坐他们自己的车，我和黄福弟坐他的车，由谢寿球的车在前面带路，两辆车一同前往谢寿球所说的“位于铁路桥附近”“新发现的贝丘遗址”。
我们的车从行政大楼停车场开出大门来到路口，左看右看却看不到谢寿球他们的那辆车子。在路口等了大约5分钟，农敏坚就给谢寿球打电话，问他的车子现在什么位置。在电话里，谢寿球说他们正在去平果街上找另外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才认得要去的那个地方。
又等了大约20分钟，谢寿球给农敏坚打电话说那两个人“终于找到了”，他们另外开一辆蓝色轿车过来了。又说，他坐的那辆白色轿车跟着蓝色轿车，要我们的车子跟在他坐的白色轿车后面。次序安排好了以后，三辆车子就同时出发，沿着二级公路由东向西开去。
三辆车子鱼贯而行开到平果铝业矿山部附近，前面打头的蓝色轿车便向右转，停在一家名为“灵马肥姐饭店”的门口，后面紧跟的两辆车子，自然也就跟着在这家饭店门口停了下来。
下车后，农敏坚困惑地问：“要在这里吃饭?”
这时候，从蓝色轿车上下来的一位留齐肩长发、戴黑框眼镜的人说：“先吃饭，吃完饭再上去。”
“上去?”我心里觉得纳闷， “不是要到铁路桥附近去看贝丘遗址吗，怎么要‘上去’?”按我的想象，“铁路桥附近的贝丘遗址”应该是在江边而不是在山上。
这时候，谢寿球才既神秘兮兮又显得相当激动地对我们说，他们(指坐在蓝色轿车里的那两位)最近收购到一些上面刻有文字的石片，那些文字他们看不懂，就拿到南宁来请我辨认，我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古骆越文。重大发现啊!可惜我手头拮据，我花了三千块钱跟他们买了三块。这三块我已经被译了其中的一块，那一块上面刻的文字，是“抓得十二个女俘虜，吉”。
说话间，三辆车共10个人已经自发地围坐在一张圆桌边，待心地等上饭、上菜。就在等待上饭上菜的时候，经过介绍，我们又才知道那位年纪约40岁、长发齐肩戴黑框眼镜的是平果街上人，姓苏;与他同车、年纪与他差不多的另一位是百色街上人，姓冯。他们两人都是搞“文物收藏”的。谢寿球花三千块钱买的那三块，就是从姓冯的手上买的。
等了半天，只上了三碟菜。黄福弟猜想可能就这三碟菜了，匆匆吃了两碗饭便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见黄福弟走了，我和农敏坚也相继说“吃饱了”，便离开饭桌出到饭店门口。等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以后，大家又分别上车继续前行。
三辆车子还是沿着二级公路西行，两三分钟后，便右转钻过铁路涵洞开上便道，向山上爬了十几分钟来到垃圾焚烧站大门口，前面带路的蓝车就停了下来，后面跟随的两辆车同样也自然地跟着停了下来。车上的人下车后，姓冯的说前面不远就到了。又说他们的车子底盘太低开不上去，只得把车停在这里人徒步走上去。我们的车是越野车，可以继续往前开，这样，下了车的有几个人就挤到我们的车里。
两旁满是树枝荆棘的山路坑坑洼洼、坎坷难行，人和车的速度差不了多少。走了大约半里路，来到一片三面环山中间平坦未种庄稼的一片旱地，听到步行跟上来的人喊“到了，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就把车子停放在地头一棵海南葡萄树旁边。
下车后，正在大家环视四周的环境时，谢寿球就像是这一片土地的主人一样，一边这里翻翻那里看看，一边指这指那，向大家介绍这里的地理风水，同时不时将从地上捡到的陶片瓷片跟大家解释说“这是宋代的”、“这是唐代的”、“这是汉代的”。还跑上跑下，一会向大家报告新发现了一座古窑址，一会领大家去看新发现的分水口;一会断定这里是古祭坛，一会推断那里是古城址。其实，和在场的大部分人一样，谢寿球也是头一次来到这个对他来说同样是陌生的地方。
正在大家一边听谢寿球讲解介绍、一边纷纷议论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又来了一位看样子比较内向、寡言少语的年青人，经“收藏文物”的姓冯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位年青人姓潘叫潘荣冠，是板果村人，刻有文字的石片就是他在这片地里发现的。于是，农敏坚和我就跟他了解相关的情况。
农：“那些刻有文字的石片是在这里捡到的?”
潘：“就在这一片地方。”潘荣冠伸手凭空划了一个弧形。
农：“就你一个人捡到?还有别的人捡到吗?”
潘;“这……不知道还有哪个捡到。”
农：“你捡到了多少块?”
潘“……二十几块。” 潘荣冠有点支吾地回答。
农：“那些石块像这种石块吗?”农敏坚举着他手上拿的一片石块问。
潘：“是的。差不多。”
我插上一句，问：“那上面的字呢?上面的字是什么样的?”
潘：“上面的字……上面的字像……”
潘荣冠无法准确地表述，于是，他领农敏坚去到车子旁边的那棵海南葡萄树下，指着一块风化得相当严重的长椭圆形石块说：“就像上面这种。”
树下那一块长约90厘米、最宽处约60厘米的长椭圆形石片，我们下车后就看见，但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经潘荣冠这么指点，我们马上弯腰低头，仔细辨认石片上不很清晰的文字、符号。见我们在观察地上的一块石片，在场的人们也纷纷聚拢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猜测、判断。这时候，农敏坚又问这块石片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潘荣冠便带我们到一条南北走向的田埂，指着田埂东侧的一个印痕说：“就在这里发现。”人们仔细观察田埂上那个相当鲜明的痕迹，其大小、形状确实与那块石片相吻合，完全相信那块石片原来就置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它并把它扛到那边树下呢?”农敏坚又问潘荣冠。潘荣冠两手插在裤兜里语速缓慢地说：“前段时间他(指百色姓冯的)来找我，让我带他到这里来看看。那块石片就是在那天发现的。发现后我们把它抬到树底下，打算放到车上拉回去，但那车子开不上来，我们又扛不得走那么远，这样就暂时放在那树底下。”
一边听潘荣冠叙述，我们一边又回到那棵树下。到了树下，我又蹲下来仔细观察那块石片和上面的字符。这时，农敏坚也在我旁边蹲下来，轻声问我：“有价值吗?”我暗示他先别做声。他又问我：“扛回去?”我回答说：“扛。”他说：“好。扛回去，扛回去再说。”这样，他就站起来走过去打开车后盖，我便叫黄福弟过来，我们两个人颇费力气地把它抬走放到车上。
我们的这一行动，姓冯的和姓苏的他们似乎有点愕然，但又不好说些什么。随后，大家便沿原路下山。来到垃圾焚烧站门口停车的地方，谢寿球说“今天的骆越文化考古又有重大发现，有重大收获”，提议大家“为今天的重大发现和重大收获合影留念，让历史记录下值得纪念的这一天”。合影完毕，大家才分别上车，向山下开去。
车子开到“灵马肥姐饭店”门口，领头的蓝色轿车又调头开过去停了下来，我们跟后的又也跟随其后开了过去。下车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进到饭店里，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这时候，我才发现潘荣冠没有跟我们一起来。
正当我心里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又要拐到这里来的时候，谢寿球像是代表姓冯和姓苏的又像是代表他自己、像是对农敏坚又像是对大家说了一番话。这一番话的内容，归纳起来大概如下：
1.姓冯的手头上有几十块上面刻有文字符号的石片;
2.经过我研究，我认为这些文字符号就是古骆越文;
3.这些刻有古骆越文的石片的发现，对骆越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4.目前，中央对骆越文化研究非常重视，越南对骆越文化研究也非常关注。
5.冯老板手上的这些石片已被国内外不少文物商盯住，并愿意高价收购;
6.在我劝说下，冯老板决意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流失国外;
7.如果平果县政府愿意收购，冯老板愿意低价卖给平果县。
听了谢寿球的话，我心里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地上、水里的所有文物全都归国家所有，姓冯的怎么能够把这些已经称得上是“文物”了的石片占为己有，并且说“愿意低价卖给平果县”?想是这么想，但我不做声。这时候，姓冯和姓苏的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们是想卖给政府的，就看你政府要不要了。”“我们是想卖给政府的，就看政府出多少价了。”又说：“我们是花了三万块钱收购上来的，政府能给回我们三万块钱，我们就全部卖给政府，我们也不想赚政府的钱。”
在姓冯和姓苏的说这些话的时候，谢寿球又以“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名誉劝说他们：“这些文物对骆越文化的深入研究价值非常大，你们千万不可见利忘义，把这些东西卖给文物贩子，千万不能让这些东西流失境外。现在，越南人对骆越文化的相关资料非常关注，我的电脑就曾被越南特工偷过三回。”又说：“平果县政府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你们把这些东西交到政府手里，这才安全。再说，平果经济实力很强，有的是钱，你们把这些东西交到政府手里，政府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听了谢寿球的这一番话，农敏坚说;“你们把东西带来没有?如果带来了，是不是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这样我们也才好向政府报告。”
姓冯的和姓苏的两人对视犹豫了一下，姓苏的喃喃地说;“那……好吧。”说着，就走出饭店去到蓝色轿车旁边，打开后车盖，从里面取出3块石片返回饭店交给农敏坚，农敏坚看了又交到我手上让我看。我对农敏坚示意，轻声说;“把它拍下来。”，我把三块石片摆在饭桌上，农敏坚拿出手机就多角度地把它们拍摄下来。
拍完了，农敏坚又问：“还有别的吗?”
姓冯的说：“有。”
农敏坚：“带来吗?”
姓冯的：“在车上。”说着，我们就跟着他走出饭店去到蓝色轿车旁边，等他打开后车盖我们朝里一看，大大小小20多块石片确实就放在后车厢里，这真令我们为之一震。看到这些东西，农敏坚说：“啊，原来你们都带来啦!”又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一起把它拿到行政大楼，当面向领导汇报，请领导拍板。”姓冯的又用目光征询了姓苏的和谢寿球的意见，谢寿球说：“既然都带来了，就拿去向领导汇报吧。”
得到谢寿球这一句话，姓苏的就让我们把20多块石片全部转移到农敏坚的车上，大家分头上车即开往行政大楼。这时候，时间是下午4点26分。
在车上，农敏坚一手操纵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拨通了韦正业县长的电话后向县长报告说：“县长，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想及时向你汇报一下，县长你现在方便吗?”得到县长同意后，农敏坚又说：“好，我们10分后就到。”
我们来到行政大楼，韦县长已在一楼第一会议室等我们。跟县长作了简单的报告后，农敏坚一边让我们去把车上的东西全部拿到会议室来给县长看，一边把谢寿球等来的客人一一给县长作介绍。县长一边与客人认识，一边让秘书通知县公安局、国土局、文体局、民族局、财政局、广电局、交通局和文管所等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10分钟内赶到第一会议室来。当我们把车上所有的石片拿到第一会议室摆放的时候，局长、副局长们也相继来到了。
相继到来的局长、副局长们看到我们拿来的石片，七嘴八舌地问我们“石片上刻划的这些文字是什么文字”、“这些石片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些石片有没有价值”。县长看了这些石片，也向我们提出类似的问题。于是，还没有等大家全都安静下来，坐在县长旁边的谢寿球便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谢寿球的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大概如下：
1.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和我们国家殷商、先秦时期的古文字，我都研究过了。这些石片上的文字，是古骆越文字。
2.古骆越文字我们曾经在武鸣、隆安等多处地方发现，我手头上就保存有好几块,其中三块是我花三千块钱跟他们买到的。
3.我买到的那三块，我已经破译了一块，这一块上面刻的文字，是“抓得十二个女俘虏——吉”，我已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梁庭望教授。
4.这些东西都是骆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是骆越文化研究十分重要的资料。
5.目前，中央对骆越文化研究非常重视。这些东西的发现，我已给中央书记处打了电话做了汇报。
6.越南对骆越文化的相关资料也非常重视，非常关注, 我的电脑就被越南特工偷了三个,现在我都不敢到越南去, 怕不安全。
7.我也已经一再交代小冯他们, 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卖给文物贩子, 更不能卖给境外的任何人, 要卖最好是卖给国家，卖给政府。
8.这些东西是在平果发现的, 我建议你们最好是卖给平果。再说，平果县非常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经济实力又很强，有能力、有条件收购你们这些东西。
在谢寿球讲话的时候, 坐离谢寿球比较远的姓冯的插话说：“这些东西我们花了三万块钱收上来的,如果平果给回我们三万块钱,我们就全部给平果,我们也不打算赚政府的钱。”
就在谢寿球说话的时候,我让农敏坚把所有的石片一一拍照,并交代文管所所长黄武治把所有的石片一一编号、登记。给这些石片拍照时,农敏坚悄悄问我：“有价值吗?”我指着放在地上最大的那一块说：“你看，像不像一把大石铲?仅这把大石铲价值就不菲。”
听了姓冯的那一句话，一直专心倾听谢寿球发言的韦县长一字一句地说：“谢会长刚才的发言，我个人感觉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样吧，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这里，我们编号登记负责把它们保管好，保证它万无一失。我们在座的，都不是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无法对这些东西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你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这里，我们肯定会在短时间内请区内的、区外的、北京的权威专家来鉴定。一旦专家鉴定得出结果，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的，有价值，我们肯定会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给予你们相应的奖励。这一点我以我个人、以平果县人民政府的名誉向你们保证。在这里我还必须说明，我们是按照国家规定奖励你们，而不是跟你们买，不是跟你们做生意、做交易。”
说完，县长就让黄武治等几个人把所有的石片全部拿到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有人值班的机要室去，放在那里妥善保管。同时，又对在座的局长、副局长们做如下七点指示：
1.从现在起，那片地方要实行警戒，加强看守，不经许可，不允許任何非专业人员到里面去乱动乱挖。公安局、马头镇派出所要安排一定警力上山负责警戒。
2.文体局、文管所的相关人员要分头深入周围村屯进行搜集，尽可能把所发现的石片全部搜集到手，进行编号登记，统一妥善保管。
3.尽快请来区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来鉴定，必要时可以拿到北京去，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去，请北京的专家、学者鉴定。
4.起草、下发一份文件，选择一些内行的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对石片上的文字、符号进行研究。
5.请财政部门考虑先拨出一点启动经费，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6.如果经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鉴定，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的，有价值，那真的就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以后，我们就将在那里建我们县的博物馆，你们国土局、建设局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7.因为这些东西的真伪和价值还需要一个鉴定、甄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尚未得出肯定的结果之前，暂时不要在媒体上发表相关的新闻、报导。
因为还有事情须要处理，做完指示并交代秘书通知接待办在龙江大酒店为客人们安排晚餐以后，县长就与客人们握手告别。
很可能是因为有县公安局局长、政委和马头镇派出所所长等好几个身着警服的人在场的缘故，看着人们把所有的石片拿到机要室去，姓冯的和姓苏的他们几个人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阴沉，呢呢喃喃地欲言又止，显得几分尴尬，几分后悔，几分无奈。之后，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吱吱咕咕地不知道在商议什么。
晚餐开始之前，姓冯的、姓苏的和“骆越文化研究会”的那位“文物鉴定专家”他们几个仍聚在一起吱吱咕咕地商议。入席后，话题就多了。作为“骆越文化研究会”一会之长的谢寿球，其话题自然口不离“骆越”，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中央如何高度重视骆越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他如何一直与中央书记处保持电话联系;二是介绍“骆越文化研究会”在骆越文化考古、骆越文化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和重大成果;三是越南方面如何密切关注骆越文化研究的动态和成果，仅他个人的电脑就被越南特工偷过三回;四是包括国外的、国内的、汉族的、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他都做过深入研究，那些石片上的文字他也已做过研究并且已经破译了其中的一块，断定这些文字就是古骆越文，是古壮字;古骆越文字、古壮字的发现是骆越文化考古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是骆越文化研究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中国的文字史将会因此而被改写，等等。姓冯的和姓苏的话题，则集中在“县长说话算不算数”、“三万块钱的奖励能不能兑现”、“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等几个与“钱”相关的问题。而那几位跟来的能治愈糖尿病和多种癌症的医生所谈论的，自然是如何在铝业开办保健讲座、推销特效药品的大事。
这一顿晚餐就在无主题的各谈其事、各说其是之中结束。送走了客人，农敏坚和我又开车上山。我们去到山上之前，马头镇派出所的几位干警和那厘社区的几位负责人、驻队干部已经遵照县长的指示，打着电筒，摸黑上山，按时到位。在山上，农敏坚扼要地给他们指定范围、分配任务和提出措施之后，我对他们说：“这段时间天气很冷，这么冷的天还要你们整夜地蹲在山上，我们心里实在不忍。不过，没有办法，只能辛苦你们了。”
很可能是我的这一句话触动了农敏坚，农敏坚心情沉重地低声跟我说：“是啊，天这么冷还要这么多弟兄们蹲在山上受罪，如果那些石片是假造的，那我们可真的不好交代了。”
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被姓冯的和姓苏的几个文物贩子骗了，我们将要负一定的责任这倒是小事，而连累这么多弟兄，这可真的是造孽，是罪过。想到这，我就说：“谢寿球不是说这事他已经说给梁教授并说梁教授过几天要过来看吗?与其等他来倒不如我们拿几片到北京去让他和相关专家学者看看，只要得出一个初步的看法，一个初步的结论，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决策。”
“对，这是一个办法。”说着，农敏坚马上拨通县长的电话，向县长请示说：“关于那些石片的真伪问题，为了尽快有一个初步的意见，我打算明天就和罗老师一起带几片到北京去请专家们看看，县长你说可以吗?”
在电话里，县长批准了农敏坚的请示。第二天一大早，农敏坚和我便直奔南宁机场，带上四块字迹比较清淅的石片飞往北京。
二
当天(12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到达北京，在离中央民族大学教工宿舍区最近的“中协宾馆”住下以后，我们马上给为我们预订房间的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博士和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梁庭望教授打电话。他们接到电话，很快就来到我们的驻地，仔细地观看我们带来的石片，仔细辨认石片上刻划的文字、符号。
经过观察、辨认，梁庭望教授初步断定，石片上刻划的这些文字，是甲骨文之后、金文之前的一种文字。他说，从整体上来看，石片上刻划的这种文字，应当是古越人的刻划文。春秋战国时代古越人留下的刻划文，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饶平、增埠、始兴和广西的钦州、武鸣、平乐都有出土，但出土都比较分散，每个发掘点量都不多，像你们得到的这么多，还是第一次。他还说，这些石刻文的发现，是重大的发现，它将使人们对右江河谷在壮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又提升了一大步，从而改变人们认为岭南特别是桂西是“蛮荒”之地的传统的、陈旧的看法。
李锦芳教授基本上赞同梁庭望教授的观点，也认为石片上刻划的这种文字，是古越人的刻划文，其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同时他又认为这只是我们个人的初步的看法，到底这种看法正确与否，还需要包括考古、古文字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论证。说着，他马上打电帮我们联系一些他认识的考古学、古文字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当天晚上，梁庭望教授、李锦芳教授以及民族出版社副总编黄凤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文》杂志主编蓝庆元等几位“老壮”聚在一起，对石片上刻划的这种文字符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建议平果县在近期召开一次有多方面专家学者参加但规模不一定很大的座谈会，听取多方专家学者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丁守璞研究员接到我的电话后，也匆匆赶到我们的驻地中协宾馆。经过仔细观察，他认为这些有刻划文字符号的石片“是真家伙”，不是伪造假货。他指着手上的石片说，文物造假必定是为一定的功利，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用尽可能简单的手段来赚尽可能多的钱。我看这些石片就不像是假造，因为要刻划那么多、那么细的文字符号，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很可能是不相应的。至于石片上的文字符号是什么文字符号，他说他回答不了。不过听了我们关于石片发现地点历史文化的介绍之后，他认为这些石片在这个地方发现是有根据的。他推测，发现石片的这个地方古时候可能是一处祭祀的地方，是一个祭坛，这些上面刻划有文字符号的石片，就是用于当时的祭祀仪式、祭祀活动的，就像安阳殷圩的那些甲骨一样。后来祭坛荒废了，这些石片也就散落其附近。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岑瑛，又在此一神圣之地建岑瑛庙，建庙时把拾到的这些石片集中堆放在岑瑛庙里或其附近。“思田之乱”岑氏(瑛)土司被灭以后，岑瑛庙荒废，这些石片又再次散落。现在捡到的这些石片，应当是岑瑛庙荒废后散落的东西。此外，他也建议我们多请一些人再看，尤其是要请考古学、古文字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来鉴定。
就在丁守璞研究员谈他个人看法和推测的时候，李锦芳教授又带他的两位博士生许雁和曾宝芬来看我们带来的石片，并对每一块石片多方位、多角度拍照。李锦芳教授说他要让这两博士生仔细统计我们带来的这四块石片上面总共有多少个文字、多少个符号，其中重复出现的有多少个字、多少个符号，各个重复出现的字各出现多少次。
十点钟左右，两位博士生拍完照片后说一会还有课，收拾东西就回学校了。丁守璞研究员说家里有事也告辞了。
送走了丁守璞研究员，我们两人又把带来的石片拿到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请他们帮看一看。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副所长汤晓青和尹虎彬等人看了以后，朝戈金所长笑着对我们说：“我们搞的全是‘口头’的，这些‘文字’的东西我们是门外汉，说不出个一二来。这样吧，你们背着这么沉重的石头在北京城里到处走怪累的，也不安全，倒不如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所里，我们替你们保管，明天我们帮你们请一些专家到所里来，开个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认为朝戈金所长的建议很好，于是就按照他的意见办，尹虎彬副所长也马上忙着打电话，帮我们联系相关的专家学者。
眼看下班时间也快到了，于是就离开民族文学研究所，打车返回中协宾馆。
回宾馆的路上，农敏坚接到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梁宁导演打来的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到宾馆，说今天晚上要在宾馆请我们吃饭，与我们商量到平果拍摄电视纪录片的一些具体问题。
晚餐是在中协宾馆一楼餐厅一个包厢里吃，除了梁导和我们两人，我们还请梁庭望教授和李锦芳教授一起过来，加上过来看望我们的两位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一共七个人。席间，除了讨论梁导这方面关于到平果拍摄电视纪录片的问题，还着重讨论关于在平果召开专家座谈会的问题，拟定邀请参加座谈会的名单。
饭后，李锦芳教授送我们上楼回房间。在房间里，说不到两句话，我们的话题又非常自然地集中到我们带来的这四片石块，集中到石片上这些文字的命名问题。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我们三个人的观点、意见逐渐趋于统一。我们认为，所发现的这些石片上面刻划的，有的是文字，有的是符号，还有的是界于符号与文字之间，因此我们称之为“字符”而不称为“文字”;历史上，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写在简牍上的文字称为“简牍文”，这些文字的名命，皆以其载体为依据，我们发现的这些字符，是刻划在石片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石刻字符”;这些刻划有“石刻字符”的石片，发现的地点是名叫“甘桑”的这个地方，就像在云南省元谋县、陕西省蓝田县和北京市发现的古人类就称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一样，因此，在“甘桑”这个地方发现的这些“石刻字符”，就应该称为“甘桑石刻字符”。
第二天(12月21日)因为堵车，上午将近11点钟我们才到达位于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上到民族文学所，尹虎彬副所长和南方室主任吴晓东、研究员邓敏文已在尹副所长的办公室等候我们。尹副所长给我们上茶后满脸歉意地跟我们说：“因为太临时、太仓促，许多人都联系不上，联系上的有的因为有课又来不了。”正说着，人未到而声先到地进来一位身材高大、身着唐装的中年汉子。从来人的举止看，可以看出他与尹副所长是老朋友老熟人的关系。尹副所长把我们介绍给他的老朋友后，又把他的老朋友介绍给我们说：“这位是邸老师，邸，官邸的‘邸’，邸宅的‘邸’……”不等尹副所长说完，邸老师已把他的名片递到我们手上。看了他的名片，我们知道他叫“邸永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在他的名片背面，印有一首估计是他写的七绝：“莫思今夕是何年，心在商周汉宋间;念我澄怀如皓月，愿君珍惜此生缘。”可见此人对学术之认真与专致、对朋友之坦诚与直率。
听了我们来意之说明又对我们带来的石片作了仔细的观察之后，邸永君博士肯定地说：“从石片上文字符号的刻划痕迹来看，这些东西是真的，不是假造。从石片上的文字符号来看，它是自成系统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应当是甲骨文之后、金文之前的文字。它存在的时期应该是当地新石器时代后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先秦时期。”
邸博士的看法，与梁庭望教授的看法相当接近，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一致。对一块表面显得比较黑的石片，邸博士认为是印刷留下的痕迹。我说：“刚才你说这些东西是新石器后期的东西，可那时候还没有纸呢。”他反问我：“如果是有了纸以后唐、宋或是明、清的人印的呢?”他的反问，我无言以对。但是，他的这一意见，我也不敢苟同。
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不断打电话帮我们请专家学者的尹副所长说：“待会赵丽明教授来，其他的都来不了啦，我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的地方，在社科院大楼斜对面的一家饭店。我们一边吃一边等赵丽明教授，不一会她急匆匆地来到了。
赵丽明教授是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室主任、语言学博士，对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水书”深有研究。吃过饭回到民族文学研究所尹副所长的办公室，看到摆在桌子上的石片，仔细辨认后赵丽明教授就说：“这些文字，很像‘水书’。‘水书’许多是反着写的，这些文字看起来也像是反着写的。”再仔细辨认后，赵丽明教授竟能说出其中一片上面的三个字是“水书”纪年的三个字，并能说出这三个字的汉文字义。但是，她又不敢肯定就是“水书”，她建议我们，召开专家座谈会时，最好把贵州省荔波县的姚覃军也请来。她说姚覃军是一位年青的“水书”专家，请他来，起码他能够判断这些是不是“水书”。
估计暂时再也请不到别的专家学者了，于是我们就向尹虎彬副所长提出“到此结束”的建议，收拾好东西离开民族文学研究所。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口坐在马路边，我们商量后面这两天的工作安排。农敏坚的意见是，他直奔首都机场飞回平果，布置、落实平果方面的工作;我留在北京，负责联系到平果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决定做出，我们两人就在建国门立交桥下分手，一个往东上机场，一个往西回宾馆。
在宾馆住了一个晚上，与李锦芳教授再联系拟邀请到平果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第二天吃过早餐，我便回家。到北京，我还没回到家呢。
三
就在农敏坚和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12月21日，在谢寿球引领下，原广西博物馆馆长蒋廷瑜研究员一行来到平果。
2012年1月4日5日，农敏坚、黄武治和我又上甘桑，在“敢耿”脚下四处观察，看选在什么地方布探方更合适。5日这天中午，我们在山上见到潘荣冠，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跟他了解相关的情况，主要是了解他发现刻划有字符的那些石片的详细过程。
在这之前，从谢寿球的介绍里，我们只是大概地知道，这些刻划有字符的石片，是板果屯潘荣冠于2006年开始在“甘桑”这个地方检到的，但具体的细节却不十分清楚。因此，我很想通过与潘荣冠交流，了解这一伴事情真实的、具体的、详细的内情。
从与我们接触过的板果屯村民那里，我们知道潘荣冠还没有结婚，他家里的人正急着为他找对象，我就从“今天是个好日子，来的路上遇到好几队花车，你什么时候也请我们喝喜酒”这个话题切入，慢慢地再转入正题说石片的事情。
潘荣冠说，甘桑这片地原来只种玉米，从来不种甘蔗，前几年，大概是2005年或者是2006年，政府一定要我们种甘蔗，而且用拖拉机帮我们犁地，把地犁得深深的。种了一年，第二年大家不愿意种了，想种回玉米，但政府又不给种，直到清明，这片地还没有种上东西，还丢荒着。我问他，你是不是趁着这个时候上来捡的。他说，不是。你又不知道这里有东西，怎么就会上来捡呢?我又问他，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捡到那些东西呢。他说，我是扫墓回来路过这里，无意中捡到的。
原来，潘荣冠他们的祖坟，葬在“敢耿”西侧那座山的半山腰，板果屯的群众要到那座山，大都是从板果顺小路爬上甘桑再过的，而不是像我们开车这样，或者从垃圾焚烧场这边绕上来，或者从现在韦永东家旁边绕上来再穿过内桑屯才转上去的。潘荣冠说，清明那天扫墓回来路过甘桑，走到一处具体地点称为“那淋”(意为经常保持满水的稻田)的地方，我用脚乱踹乱踢，踢出一块巴掌一般大的石片，我捡起来擦掉石片上的土渣，发现石片的一面刻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文字”，我好奇，又在周围东找西找，真的又被我找到了两块。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董，不知道它值不值钱，怕别人知道，回到家把它冲洗干净了就藏起来。
潘荣冠捡到的这三块石片，是“甘桑石刻文”石片的最初发现，时间是2006年清明节下午3点钟左右，地点是平果县马头镇那厘社区板果屯后面右江北岸第三层台地名叫“甘桑”的这片地方。这时候，发现人潘荣冠初中毕业没有多久。
初中毕业没有多久的潘荣冠把捡到的三块石片收藏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动静，按捺不住的他就悄悄地拿去给他们屯里的小学校一位老师看。潘荣冠说，他和我一样，一个字也认不得。不过他告诉我，这是一种“古代文字”。听他说是一种“古代文字”，我就想到博物馆，想拿去给博物馆看。我问拿去了没有。他说找不到博物馆，问了几个人，他们也不知道博物馆在哪里。
潘荣冠说的是真话，直到现在，平果县还真的没有博物馆，也没有文化馆和图书馆。现在我们所说的“博物馆”，是租用县法院二楼的两个房间。“后来呢?”我问潘荣冠。他不解地反问我：“什么后来呢?”我说，后来你不是又去捡了吗。潘荣冠说，是的，后来我又去了，但不是专门去。我问他为什么不是专门去，他说怕别人知道。我说，这又不犯法，怕什么别人知道呢。他说，别人知道了个个都去，你还捡得?这倒是真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个个都去捡，很可能就轮不到潘荣冠捡得那么多了。正因为“怕别人知道”，潘荣冠不漏声色地捡，小心翼翼地攒，才终于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攒了二十多片。“后来呢?”我又问。这一回，潘荣冠理解我的意思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值不值钱，但又希望它很值钱;很想拿去问别人，又怕别人知道，就一直放在家里。前年我去百色打工，知道百色公园附近有个花鸟市场，里面有卖石头的，我就带上一块到里面去转，想问他们收不收这种。转了半天，但我都不敢问。我问他为什么不敢问，他说不好意思。
“后来呢?”我又问他。潘荣冠说，后来，他见有一个人在他那个店里上网看石头，我揍过去站在他背后也看。站了蛮久，他才歪过头来问我：“你也玩石头?”我以为他是问“你也卖石头?”于是赶紧回答说“是的”。这样，他就转过身来问我：“带来吗?拿来我看看?”可能是他没想到是这么一块石片，所以他愣了一下，才拿起一个放大镜拿到亮的地方看。他一边看一边问我：“就一块?还有吗?”我说“有”，他问我“有多少”，我不敢说真话，就说“有几块”。看了半天，他说“给个价”。我真的不知道这块石片能值多少钱，说少了怕吃亏，说多了怕人家不要，就说，老板你看给多少吧。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你给我留下电话号码，东西先留在我这里，我找人看了再说。他怕我不相信他，又给我三百块钱，说这钱你先拿去，别的几天后再说。这样，拿了钱我就离开花鸟市场，到手机市场去买了一部二手手机。
潘荣冠在百色花鸟市场里遇到的那个人，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姓冯的百色人。这位姓冯的百色人叫冯海华。冯海华是一位古玩商人，同时也是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一名会员。冯海华判断，他今天拿到的这块石片上的文字，很可能是与骆越文化相关的一种古文字。第二天，他马上下南宁，把得到的石片拿去给他们的会长看。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看了以后，便一口肯定石片上的这些文字就是“古骆越文”，同时，又把“古骆越文”的文化价值以及国外学者对骆越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视、对骆越文化相关资料的窥视跟冯海华作详细介绍。作为古玩商人的冯海华，则从谢寿球的介绍中确认了这些石片的经济值价，从而在心里做出了把潘荣冠手里的所有石片收购下来的决定。
冯海华从南宁回到百色，还没有等到他找到潘荣冠，潘荣冠倒先打电话找到他了。于是他们约定，明天早上他开车去接潘荣冠，让潘荣冠带他到平果去看他的石片。潘荣冠说，那天到了那厘收费站，有一个长头发戴眼镜的平果人上了我们的车，一起去我家。潘荣冠所说的那个“长头发戴眼镜”的平果人，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姓苏的平果人。“后来呢?”我还是这样向潘荣冠提问。潘荣冠说，他们两个都不说话，用放大镜仔细看我的石片，看了很久，后来就到车上去坐，十几分钟后。那个长头发的用壮话告诉我，把门锁好跟他们上车，先去吃饭。我问潘荣冠饭是在哪个饭店吃，潘荣冠说就在矿山部车路对面的“灵马肥姐”。他说，吃饭的时候，长头发平果人跟我讲价，冯老板不讲话。
吃完饭，又开车回我家，冯老板把钱给我，我就把石片给他了。我问潘荣冠，他们给你多少钱?潘荣冠低头不语。我说，至少是两三万吧?潘荣冠马上连连摇手否认，说“没有没有”。我又问：“一两万?”潘荣冠还是摇手否认说“没有那么多”。
我想，不管是二三百，或者是两三万，对于潘荣冠来说，都是属于“倒卖文物”，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因此，潘荣冠是不好回答也不敢回答的。不过，我还是对潘荣冠说，不管是多少，都别乱花，留下来娶媳妇。同时我也想，冯海华所说的“这些东西我们花了三万块钱收上来”这句话里的“三万块钱”，至少含有八、九成的水分。商人嘛，毕竟是商人，更何况是“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的古玩商人。
6月25日～28日贵州行
我们所得到的石片，虽然专家们看了以后都说是真东西而不是假货，但是我们总还是不放心。我们认为，必须是我们自己亲手捡到，是我们自己亲手挖到，我们一直悬挂的心才能放下，我们腰杆才硬，说话底气才足。2012年3月22日发掘小组在探沟1.6米深处第7文化地质层亲手挖到第一片上面有石刻字符的石片以后，6月中旬，平果县人民政府给自治区文化厅去函，提出于7月5-9日在平果县召开甘桑石刻字符专家研讨会的报告，邀请自治区文化厅作为主办单位参与这一次专家研讨会。然而，6月20日，自治区文化厅余益中厅长对平果县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复：“请文物处与平果县联系，看他们此会筹备情况。若未筹备(未通知)，可缓开。待研究取得部分研究成果后再开。若已经筹备好并发了邀请，则按平果县的准备开，但加请云南、贵州此方面的专家来一起研讨。”
自治区文化厅余益中厅长之所以对平果县拟于7月5-9日在平果县召开甘桑石刻字符专家研讨会的报告作“待研究取得部分研究成果后再开”的批复，源自于区文化厅文物处在收到平果县上报文之后的拟办意见：“此批出土材料很重要，但我国考古界和汉文字研究界对此很‘陌生’。近日广西考古所将石刻文字照片发贵州、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研究专家等请求鉴定确认，贵州毕节市古籍研究所、云南楚雄州和云南省民族语言委员会的专家反馈的初步意见是：发去的石刻文为古彝文，可读懂70-80%的文字。”
正像自治文化厅文物处在收到平果县上报文之后的拟办意见所说的那样，主要负责平果甘桑石刻文发掘工作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出土了几块石刻文石片以后，就将出土的几块石片和地表发现的部分石片的照片从网上分别发给贵州、云南两省的少数民族文字研究专家，请他们帮助鉴定确认。云南省民语言委、楚雄州民语言委和贵州省毕节市古籍研究所的专家辨认后，不约而同地认为石片上的文字是古彝文。国家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彝文专家更说，石片上的文字他们能读懂70-80%。
在甘桑发或出土的刻有字符的石片，北京方面的一些专家初步认为是“不属于汉字系统的一种文字”，北京的和广西的一些壮族学者比较肯定地认为是“古骆越文”，清华大学的赵丽明教授和贵州省荔波县的水书专家姚覃军肯定说是“水书”，现在又冒出“是古彝文”的说法，这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诧，也是自治区文化厅在平果县的报告上作“待研究取得部分研究成果后再开”和“请云南、贵州此方面的专家来一起研讨”的批复之原因。
根据区文化厅文物处的意见和余益中厅长“可缓开”的批复，平果县决定，拟于7月5-9日在平果县召开的甘桑石刻字符专家研讨会暂时往后推延。专家研讨会召开之前，先请贵州、云南、四川方面的彝文专家前来平果实地考察，或者派人专程赴贵州、云南方向拜访、请教有关专家。6月23日(端午节)上午，“甘桑石刻文”项目主持人、原平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农敏坚向县长汇报后，县长同意农敏坚的意见，明确指示，让我们“带上我们的东西，到贵州、云南拜访专家。”
得到县长的指示，6月25日上午，农敏坚和我即带上所有的图片资料和4块石片出发，第一站直奔贵州省的毕节市。
我们之所以第一站就直奔毕节，原因是我知道毕节地区是彝族文献典籍的“老窝”，《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文典籍就出于此地，而且拥有数量众多的彝文专家。然而，农敏坚和我都从来未到过毕节，与毕节没有什么联系，仅有的只是覃芳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王世忠的一个电话。
因为走得很匆忙，路上我们才给王所长打电话，加上我们没有带介绍信，到了毕节见到了王所长，虽然他也很热情，但也脸有难色，不知是该由市民委、或者是市民语委、或者是他们民族研究所负责接待我们。同时，对我们的自我介绍，多少也让他感觉到有一点“不能完全相信”的意思。后来，在与王所长交谈中，我把我们所著名的彝族女学者巴嫫曲布嫫“抬”了出来，说我和她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原来还在同一个研究室;又把她的姐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彝族女学者巴嫫阿依嫫也“抬”了出来，说我们在学术上也有联系。这样一来，王所长才消除了心中的那一点怀疑，对我们的态度显得更加的热情，并马上为下午的座谈会做准备。
下午的座谈会在民族研究所召开，王世忠所长给我请来的专家，有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罗德显、彝文文献翻译中心主任王继超和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王明贵，连他自己总共4个人。这4个人，全都是毕节市顶级的彝族语言文字、彝族文献典籍、彝族历史文化本土顶级的专家。例如，1957年出生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龙场镇长坪村岩脚寨的彝文文献翻译中心主任王继超，自从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系彝文文献专业班、1986年从威宁县民委调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担任组长以来的18年时间里，就已经整理出版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典籍目录》、《彝文金石图录》、《彝文典籍目录》、《增订<爨文丛刻>》和《物始纪略》、《彝族指路经集译.威宁卷》、《支嘎阿鲁王》、《苏巨黎米》等30多部、近1300万字的彝族文献学术译著。
在听了我们关于“甘桑石刻文”发现过程以及北京方面专家初步意见的介绍之后，毕节的彝族语言文字、文献典籍、历史文化专家们对平果“甘桑石刻文”发现的重大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表示以后要安排时间过去进行实地考察。
备注：作者罗汉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标题《甘桑石刻文发现过程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