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传承红色文化，重温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教育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党支部成员于2023年1月9日前往昆明西山的聂耳墓进行调研，走访这一重要的红色历史古迹，深入了解聂耳的生平事迹和他对中国革命音乐的贡献。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1921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中国音乐家，我国的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和鉴定的爱国主义者，同学们对聂耳先生一直抱有着最深的尊敬。对聂耳墓的第一印象便是敬畏。墓园在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那里是一片缓坡，松柏森森，绿树丛中，人民音乐家聂耳先生便长眠于此。他的墓园不似传统制式，而是呈琴状，主体为琴盘，墓穴为琴颈，道上有七个花台呈琴品状，象征着七个音阶，由下至上共二十四级台阶，示意着聂耳先生二十四年短暂但精彩的人生是由音乐相伴的。而琴盘顶部有七块晶莹的墨石，上分两行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墓”。
事实上，一开始聂耳墓并不在此。自聂耳先生的骨灰由友人从日本送回上海后，其家人于1937年将聂耳先生葬于西山华亭寺前公路西侧上方，墓系青石镶砌，简单朴素，有徐嘉瑞撰写的碑文。该墓于1954年由人民政府重修，并由郭沫若重撰碑文。1980年，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重建新墓并迁葬于现址。
现在的聂耳墓上，墓碑上仍然镌刻着郭沫若先生撰书的墓志铭。墓前陈放这用云南茶花造型的汉白玉花圈，象征着人民永远纪念聂耳。墓后屏风墙上雕有义勇军进行曲，还雕有万里长城和抗日救亡运动为主题的大型浮雕，以及田汉惊闻聂耳逝世后挥毫写下的悲愤之诗。
墓园前侧建有聂耳生平陈列室和音像放映室，在参观了陈列室和音像放映室之后，同学们对聂耳先生的敬畏之心更深了。聂耳对于音乐的热爱超乎常人的想象，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在当时，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而聂耳与国歌的故事也充分显示着他的爱国之心，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回望聂耳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精彩，他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影响中国音乐几十年。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作者：易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