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江宁
命远之神往往与我过不去，因历史原因，14岁那年，我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只好在家务农。我爷爷奶奶、爸妈妈妈都劝我学一门手艺，总比“挖死锄头”强。
起初，一位泥工师傅见我个子高，力气好，做事也麻利，主动要求带我为徒，并满怀信心，拍着胸脯，包我六个月出师，于是，我也乐意跟他学徒。一次，院子一堂叔修房子，我在三楼搬砖，下着毛毛细雨，那竹架没扎稳，我从三楼掉了下来。真是老天保佐，没有摔断筋骨，只摔得满身泥巴，也许是年纪轻，才没有大碍。从那以后，我对师傅说：我再也不学泥工了，如果楼再高一些，我的小命就没了。
我父亲，因历史问题从省城遣返老家后，自学中医，且医术较高，当起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自我学泥工摔了后，他要我跟他学医。他说，学医好，越老越红，越老经验越多，是名好技术活。那年我15岁，父亲要我先读《药性歌括四百味》，全背那本书，我白天干农活，晚上读药书，不到十天，那本书我全背了。接下，给我一本《时氏处方学》，也要求全背，一个月后，那本处方学我也全背了。那时，我记忆力出奇的好，再接下来，《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等医学书籍我都看了一遍。后来，我也能开简单的诸如感冒方面的处方。当时我想，当医生的天天跟病人打交道，我不喜欢，于是我不学了。父亲再三严厉地要求我继续学医，我说，“打死我也不学了”。
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文学热”处于最高峰。一次，我在县城马路边书摊上，看到一本叫《山花》的杂志，其中有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诗人，别再抚摸你的冻伤，是赞美绿色的时候了，怎么还不在稿纸上插秧呢!”当然，我不是诗人，也插不了什么秧，但是这铿锵的话语，似海涛般掀起我胸中的层层激浪。又有一次，在当时县文化馆出版的《洞口文艺》上我读到一首民歌，“新修水库在山巅，风吹碧波起圈圈，圈圈好比唱片转，高歌公社丰收年”。嗨，这民歌太有味了，太形象了。我想，如果我认真写，也许也写得出，这样，我产生了写稿的冲动。一个荒芜了十多年的小学生，想写文章、投稿，谈何容易。于是，我就去县文化馆找专门搞创作的雷连生老师。雷老师十分友善，教了我一些写稿、投稿的知识，又要我把高校文科教材和与写作有关的书籍弄来，慢慢自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他。后来，我千方百计弄来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有关方面的教材，白天做诸如犁田、挖土、砍柴等农活，晚上，等老婆和两个儿子睡了，点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因为那时农村还没电)，饿着每天只有半饱的肚子，津津有味地游弋在文学的海洋，边学边写，那盏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公鸡叫了，多少回天亮了……为了讲究新闻的时效性，第二天清晨，我又要把前一天晚上写的稿，步行3公里，送到邮电局，满腔希望将稿件投进邮箱，接下来，盼星星、盼月亮，盼回信……
那年，大年初一，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鞭炮震耳，热闹异常，家家户户，互相拜年，而我冒着漫天大雪，顶着刺骨寒风，步行20多里，去县广播电台送大年三十晚上写的两篇稿子。在去县城的路上，要穿过八里路树林，大雪把四野铺成白茫茫一片，为了节省时间，在树林里我看不清路线，于是我不按路线走，笔直往前狂奔。到达县电台时，正在值班的肖台长见我满身雪花，连眉毛都是白的，鼻子冻得通红，两裤管全是泥巴。他大吃一惊，问我今天来做什么?我回答他：一是给你们拜年，二是昨天晚上写了两篇新闻稿给你们送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你写稿真是写得如痴如狂了!
按着当时县广播电台对业余通讯员的奖励措施，凡年度来稿120篇且用稿60篇以上，为一等奖。那年，我因来稿和用稿两项远超一等奖规定的篇数，获得了唯一的临时设立的特等奖，并在表彰会上做了经验推介发言。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