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小时候问母亲: 星星是什么?母亲说:死去的人都变成星星。如今，我常常在寂静的夜晚仰望星空，寻找我的父亲与母亲，更希望能够与他们遥遥对语。

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生我的人没了，生命失去来处，只剩归途。父母在，世态再炎凉总有一处温暖;父母不在，我们就只剩下永远的坚强!

一

父母亲都很平凡，但我们兄弟姐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们默默的托举。母亲傅全玉，1933年农历3月11日出生, 2006年农历10月13日仙逝,享年73岁。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却比父亲提前十二年离开这个世界。母亲走的时候刚进冬天，2006年的冬天来得早，来得比往年冷。在阴阳交际线，看着她僵直地躺在瓷砖面地板上的情景，原本悲怆的心里更是凉嗖嗖的痛。

母亲病倒的前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乡下的家，专程去看望母亲。当时，她虽然行动不利索，但还是正常的生命状态。母亲知道我最喜欢吃芋头，临离家时，她带我到菜地里挖了一袋子的芋头。看着她颤巍巍的身子，蹒跚的步履，不禁联想起我儿时记忆里的模样，倍感岁月无情。

母亲是村子里最善良的一个人，绝对是第一，不是第二。她任劳任怨，逆来顺受，敬老爱幼，宽宏大量，平静似水，沉默寡言。她一辈子没有跟谁计较过，没有跟谁红过脸，更不用说是吵架;跟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得到了全村人的敬重。村里绝对不会有人说我母亲不是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她的母爱总是满满地洋溢着，对待子女如春风拂面，温润入怀，她心平似水，从没有偏袒过谁。

有几个事情可以说明母亲的性格: 第一件事。母亲怀四弟的时候，奶奶已经病重了，家里养了些鸡准备做月子用，为了给病床上的奶奶补身子，我母亲就时不时把鸡杀了，炖鸡汤给我奶奶吃。奶奶每次听到鸡叫就在房间里喊: 是不是又杀鸡啦?千万别杀啊千万别杀。我母亲怕奶奶听到鸡叫，就把鸡抓到远远的地方去，等处理干净了再带回来。据说，生四弟时，家里只剩两只鸡了。第二件事。当时农村穷，很多家庭到立夏就没米下锅了，便四处借米。我家历来粮食比较充裕，来借米的亲戚比较多，我父母亲都统筹着给他们一些，从没有让一个亲戚空手回去。说是借米，其实有些是借了就不还的，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说: 拿去就当自己用掉了，记住它干嘛?若有人来还了，就当是额外的收获，反倒更开心。第三件事。村里修大礼堂的时候，讨论好到每户人家的山地砍一根杉木，结果砍杉木的工人看到我父亲自留山上长的一根寿杉(做棺木用的，有做记号)特别大，特别直，特别长，正好可以做中梁，就把它砍伐下来。在农村，寿杉被砍是很忌讳的事，我父亲知道后，两餐吃不下饭。我母亲却不以为然，一点都不生气，对父亲说: 公家也是合用才砍的，砍都砍了，不过一根木头，有什么好生气的。母亲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不急不躁，不愠不火。她永远面带微笑，让人感受到温暖;她永远像一杯四十度左右的白开水，让人感觉很舒服。有一个词最能够形容我的母亲，那就是:慈祥!

《道德经》里有句话：“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母亲真是做到了这一点。

二

母亲一生坎坷。她是养父母带大的，养父母即是她的舅舅舅妈。母亲上面有七个哥哥，她是生母家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照常理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不应该被送人的。

命运，一直都是个悬案，疑惑与真相是它的双生子。据说是，母亲的舅舅舅妈结婚多年未产子，求子心切。南方农村有“抱儿带路”的习俗，意思是，夫妻结婚多年没生孩子的话，就去抱养一个孩子，抱养的孩子极有可能成为带路人，会带出弟弟妹妹来。

于是，母亲的养父就找到已经生育多子的亲姐姐，无论如何要给一个孩子。母亲的父母亲答应了，说第六个孩子给，等第六个孩子出来后又反悔了，说第七个孩子给，等第七个孩子出来后又不给了，说第八个孩子一定给，不管是男是女。于是，母亲出生三个月时，她的养父母带着背巾，不听理论强行把她背走了。母亲被背走后，她的父母亲念女心切，为了心灵慰藉，就从临村女儿多的某家庭里要了一个女孩子过来，精心呵护成长。

可以想象，如果母亲不是被养父母抱走的话，在家里会受到百般疼爱的。

母亲到了养父母家，果然开启了养父母的生育罗生门。养父母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除了一个年幼夭折外，其余的全部长大成人。

母亲的出生地是漳平市永福镇洪坑村中雷石自然村，成长地是永福镇佳山村，虽然同一个乡镇，距离却很远，有近30公里的崎岖山路。两个村都是山区，山高路陡，在当时交通极度不方便的年代，步行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因此，从母亲被抱走到她出嫁的这段时间，她很少回到亲生父母亲的身边。母亲生前，我几次问起她亲生父母亲的情况，她的回忆都是碎片化的，而且都是模糊不清。母亲大哥的孩子还比她大三岁，等她长大成人，她的亲生父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在母亲那个年代，穷与苦是生活的底色。读书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农家孩子是不可能享受的，女孩子就更别奢望了。女孩子们三岁学穿线，五岁扫庭院，七岁管煮饭，十岁拔秧砍柴，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母亲的养父母还是疼她的，但生活的无奈迫使她早早成为家庭的帮手，背弟弟带妹妹，放牛放鸭，上山砍柴火，各种农活都做。童年的困苦磨炼了母亲坚韧隐忍的性格，也滋长了她坦然面对灾难的信心与力量。

三

张爱玲说: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母亲命途多舛，一生四次与死神擦肩。十四岁那年，她与小伙伴们上山砍柴，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段险峻的山脊，左侧是几十丈高、深不见底的山涧，由于山路陡峭，加上前天晚上下过雨，落叶覆盖的路面异常湿滑，不慎一个趔趄人面朝空，肩上的一挑柴顺势侧面滑落，人也跟着往下滚，一滚就是一二十米。同行的伙伴立马尖叫起来，个个感觉脚底发麻;母亲当时头脑里闪过的唯一概念是——死。好在母亲命大，悬崖上的一棵小树不偏不斜挡着了母亲通往死亡的通道。听到母亲从悬崖下发回的声音，伙伴们收紧的心松了一点，于是她们连忙赶回家，向大人们报告信息。亲朋好友们赶到现场，抛下带来的绳索，努力把母亲从悬崖下面拉了上来。这是母亲的第一次历险，后面三次都发生在她结婚以后。

第二次与死亡擦肩是在母亲34岁那年。我家官田乡梅营村是个毛竹之乡，有毛竹林三千多亩。村民们靠山吃山，家家户户编竹器、做草纸、绑扫把、削筷子，增加点微薄收入。那时，大集体年代，白天是要参加生产队干农活的，只有晚上抽空干点私活。我家离集镇很远，农产品交易都要到跨地区的华安县城进行，来回近45公里，走路要八个多小时，还要经过九龙江一个渡口，一般都是凌晨二点前出发，晚上六七点回到家。当时农产品的价格非常低，100双筷子不到三毛钱。一个赶集的日子，母亲挑着一大担筷子出发，走到华安县城对岸，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刚好一只渡船正在启航，大家怕耽搁，争先恐后往上挤，因为如果是等下一趟船，恐怕需要半个多小时时间。母亲先人后己、一贯礼让的性格，让她落到了最后，等她要上船时，船已经离岸了。母亲以为能够跨得过去，作了努力的尝试，不料失败了，在前脚跨上船的那一刻，由于重心的偏移，母亲连同一大挑筷子一起掉进九龙江里，船上的人慌忙伸出扁担，把母亲拉上来。母亲得救了，但那一大挑的筷子却永远沉入河底。要知道，那一挑3000双的筷子，是父母亲一两个月夜间劳作的成果，可想而知，那时母亲的心情是多么的难受。母亲没有哭，只是望着江面发呆，残酷的现实告诉母亲生活还得继续。

以上两次历险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她叙述的时候还心有余悸，脸部轻轻的抽动着。如果说母亲前面两次历险是大难不死，那么第三次历险则是死里逃生。

这次历险还得从毛竹说起。在我家乡，几乎家家户户做草纸，也就是举办丧礼、祭祀祖先时烧的那种纸。做草纸经济效益比较高，相当于毛竹的深加工，但做草纸的手工程序非常繁杂——待当年的春笋长成竹后，把它砍下来，破成长条片，放到大池子里浸泡，层层撒上石灰;浸泡50天后，翻洗一次，放地面日晒雨淋半个月，再搬到大池子里清水浸泡两个月;然后放干池水，靠人工把竹笋片的皮与肉分开，再用水臼子捣碎;接下来就是做纸，在作坊里用手工从放满纸浆的水槽里捞起一张张的纸，叠到一定的高度，统一压榨，再用手工把纸一张张分离，一张贴到高大的炉壁上烤干，最后打磨包装出产品。这只是简单的概述，其间的细节还很多很多。农民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农村做草纸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得忙，都有活干。

砍竹笋的时间是立夏前。1980年五月的一天，我四弟陈仁东上山砍竹笋，我母亲去送午饭，正巧有人从山上滑竹笋下来，我母亲躲闪不及，一根竹笋对着我母亲腹部撞击过来，母亲当即昏迷过去。还好有人及时发现，大家七手八脚把母亲扛回家。家里马上派人砍石竹，做担架，把母亲往医院送。母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剧烈的疼痛迫使她不停地嘶喊、挣扎、翻滚，几次差点从担架上摔下来，家人只好拿来背巾把母亲的四肢捆绑在担架上。母亲一醒过来就苦苦哀求家人不要把她抬走，不要在路上当游魂，要死在家里。家人狠心不理会，继续往前赶路。我家离永福卫生院整整有20公里的路，几个壮汉抬着我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才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到了医院，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料，刚刚燃起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医生检查后束手无策，很坚决地说了一句话: 肯定救不了了，就是送到县医院也无济于事的，还是早点抬回去准备后事吧。所有的人都懵了，都茫然了，像一只只泄气的气球。

在这关键时刻，大哥陈西东作出了一个极其果断也极其英明的决定(父亲当时外地工作，还没有赶到)，大哥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县医院!话虽这么说，但要知道，永福到县城有四十多公里，回县城的最后一趟客车开走了，在那个年代，没私家车，没私人电话，是很难找到其他运输工具的，若靠人工抬到县城，至少走上一天一夜，还没到医院人早就凉了。

也许是母亲一生积善，量大福大，命不该绝。有人通报说，邮政局的一部邮车就在边上，马上要走。大哥立马冲出去，拦住司机，说明情况。非常感谢这位名叫陈平东的司机，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那时的农村道路都是泥土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从永福到漳平，四十多公里的路，一路颠簸走了近四个小时。庆幸的是，那时社会风气好，医生的医德医术都很好。大哥从永福一出发就用公话挂了个电话，县医院的医生们早早做了准备，齐玉秀院长、主刀贺炳尧医师都在手术室等候，母亲一到，不用办理住院手续，也不用先交一分钱，一分钟也没耽搁就进行手术。

母亲真的是命大。从中午十二点多出事，到晚上九点进手术室，整整拖延了八个小时救治时间，如果是换了体质较弱的人，早就没命了。手术结束时，我们从医生手中的玻璃瓶里看到，母亲的一只肾断成三截，边上还有从母亲腹腔里抽出来的一大脸盆的血。手术非常成功，在医生们的精心护理下，母亲一天天好了起来。专家们都说，母亲能够救活，是一个大奇迹，当初他们的希望不到百分之五。

母亲的第四次与死神擦肩，是在这次手术的两年之后。母亲先天体质好，生命力很顽强，但一只肾切除以后，难免元气大伤，于是多种因素造成肾结石，以至于输尿管完全堵塞。母亲一个多星期排不出一滴尿，全身浮肿，坐卧不安，两只眼睛完全睁不开。输尿管堵塞，于现在可能是小儿科而已，但在那时却是大难题，关键是县级医院还查不出是这个病。漳平市医院明确表示无能为力。父亲已经失去了信心。偶然的聊天，我姐夫陈维暖的一位朋友——漳平医院的陈天水医生说，城郊保健院陈学礼先生的儿子陈庆云在漳州医院任泌尿科主任，是华东地区很有名的专家。于是我姐夫找到陈学礼先生，陈学礼先生顺手拿起一个空烟壳写了张小纸条，让我姐夫带去试试。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父亲、我姐夫带着母亲到了漳州市医院，感谢上天，一切都很顺利，母亲又一次从死神的手掌里挣脱了出来。

时光在沉默中前行，母亲也在沉默中变得坚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她每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早晨五点多起床，拔菜、洗菜、煮菜、煮饭、煮猪食，喂鸡、喂鸭、喂兔子，还要洗一大堆的衣服。要知道，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小孩子们都贪玩，衣服容易脏容易破，所以母亲每天都要洗两大篮子的衣服，不管热天冷天，都是手工完成的。一到七点多，就去参加大集体劳动，顺便把两头耕牛牵到山上放养。中午，女工们提前回家煮饭，挑一担柴火回去。饭后，喂猪，干杂活。下午一点多出工，五点多放工后就上山砍柴火，找耕牛，再挑一担柴火回家。晚上照常是煮菜煮饭吃饭，喂猪喂鸡喂鸭喂兔子，收衣服扫地板等，然后打着手电筒到菜地浇菜。晚上时间还要一针一线地缝补我们的衣服。所以，等母亲躺下时，我们早就睡熟了;等我们起来时，母亲早已经干了一大堆的活。我们永远想不起母亲睡觉时的模样。

我们从母亲的经历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生命的顽强，以及生命的可贵。我们的肌发受之于父母，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它，也没有理由不开出善花结出善果。幸福与拥有多少无关，但与内心紧紧相连。相信人生中的因緣都是一种美好的安排，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了迎接美好的到來，所有的困难都会为努力而让道。我想，我们来世这一遭，不为别的，只为贴着很多温暖，而这温暖里，一定有很多美好的时光，让我醉，让我疼，让我一生，不能忘记。

四

上面是讲我母亲，再讲讲我父亲吧。

父亲陈清木，生于1930年农历4月16日，卒于2018年农历7月16日，享年88岁。父亲也是个苦命的孩子，10岁就没了爸爸，因为穷，奶奶邹宝娘把父亲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送人抚养，只留下他一个母子相依为命。

父亲与母亲的认识，据说是起源于一场戏，我家乡梅营村有个“芗剧团”，组建的历史很悠久，解放前就有，有点名气。春节期间经常到周边的村巡回演出。父亲是戏班子的负责人，一次带队到永福佳山村演出时，偶然认识了我母亲。很显然，他们是一见钟情的，所以，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父亲的性格跟母亲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母亲像春日和风，徐徐吹拂，父亲则像初夏的天空，暖阳高照，偶然会来一阵雨;母亲像柔软的沙发，父亲像弹跳的皮球。母亲静，父亲动，他们一静一动迥然不同的性格，却配搭得非常默契，是非常绝妙的组合。父亲性子急，偶然会发脾气，母亲以柔克刚，三言两语淡淡的理论就把它化解了，这时父亲就像是一只落在沙发上的皮球，跳动不起来了。父亲的急性子是出了名的，他不论什么事情都追求一个结果——快!父亲吃饭都是三下五除二的，三口两口就把饭倒到肚子里去了，别人问他刚才某个菜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忘记了。往往是，大家第一碗饭还没有吃完，他已经吃饱去干活了。他最害怕的是赴宴席，宴席时间长，左等右等他是受不了的，他总是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尽量找事情帮忙。宴席开始了，他就先打一大碗的主食，就着开头几道菜吃一吃，很快就离席了。他参加宴席通常不会超过第五道菜，就是到了晚年还是这个样子，过年过节也如此。母亲经常批评他: 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你就不能多呆几分钟?他说: 算了，你们慢慢吃，我坐着难受。等到农村宴席结束，父亲已经干半天活了，要么挖了一块菜地，要么去田里巡了一趟水。

父亲是十里八乡最勤劳的一个人，不仅在村里出名，在整个官田乡都是最出名的。父亲可以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活，到了七十多岁时，村里还是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比过他。人们把他比着是东风牌大卡车，耗油量少，力气却特别大。家里很多农具是特制的，扁担特别的粗，锄头特别的重，箩筐特别的牢固，犁耙特别的结实。生产队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很轻松地辨别哪个农具是我父亲的，从来不会拿错掉。他挥起锄头就像是挥起一把锅铲一样轻巧，可以一两个小时不歇一口气;挑土时，大家都用土箕，我父亲则用粪箕，一挑都是两百多斤。就是到十二公里外的官田乡挑肥料、到二十公里外的永福镇挑石灰，也是一挑一百八以上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能干的人。照理说，年轻时劳累过度，年老时会落下一身病痛，幸运的是，父亲不会。父亲身体一直都特别棒，那时农村冬天特别冷，下霜结冰，寒风刺骨，人人都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父亲则不然，再冷的天气也不穿袜子，不穿秋裤，就穿一件空荡荡的外裤，可能是他一天到晚动个不停的缘故吧。父亲八十岁以前几乎没有生过病，没有上过医院，离开前，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没有给孩子们任何拖累，就平静地走了。

父亲是个大孝子。他对母亲特别的敬重，无论什么事，都把母亲放在第一位。父亲的孝顺是深入到骨髓里去的，有几件事可以说明我父亲孝顺的程度: 第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永福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每逢食堂有分好一点的东西，他都存起来，周末带回家给母亲吃。一次，食堂分给每个干部四两猪肉，父亲舍不得吃，又怕猪肉变质，连夜走路回家送给母亲，第二天一早又返回永福上班。为了这四两的猪肉，来回四十公里，走了七个多小时。以后，只要食堂有分猪肉，父亲都送回去给母亲吃，一次也没有落下。第二件事。古代流传下来，女人时髦镶金牙，当然，镶金牙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只有个别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才有可能做到。我家兄弟姐妹多，加上父母、奶奶，刚好十口人，收入少，花销大，生活是很拮据的。父亲为了让奶奶享受富贵，决意找牙医给奶奶镶了几颗金牙齿，据说花了八块大洋，是我父母亲三个月辛辛苦苦削筷子卖出来的钱。第三件事。奶奶病重后的一天，父亲让放晚学回来的大哥到离家两公里的兴家头自然村拿一副草药，两村之间有一个叫“暗桥坑“的小地方，流传着很多离奇古怪恐怖的传说，大哥拿好药正准备回去，几个调皮的小孩子就吓唬他，“暗桥坑“里有很多鬼怪，晚上会出来吃小孩的，等下刚好有一个大人要过去梅营村，你等等跟他走吧。大哥那年10岁，吓得不敢回家。父亲左等右等不见大哥拿药回来，急了，就拿了一把竹尾巴赶到兴家头，把我大哥痛打了一顿。父亲一辈子就那次体罚孩子最凶，我大哥至今耿耿于怀。奶奶看到长孙被打成这样，哭得很伤心，说: 你把我孙子打成这样，再好的药我也不吃了。父亲当即向奶奶下跪磕头，泪流满面陪不是，并保证以后不再体罚孩子了。从那以后，父亲几乎没有再体罚过孩子，有的话，也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父亲辞职返乡后，每天劳动回家，斗笠还没放，第一件事就是到房间里看望躺在病床上的奶奶，生怕奶奶有个意外。

父亲的记忆力超级强。如果出生在我们这个年代，他完全可以去参加“超强大脑”竞赛。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认书识字从“夜校扫盲班”开始，所有的知识是业余学习得来的。他接受与理解能力都很强，老师讲过的都能记住。他能够很轻松地写信，还能写一些信息在《闽西日报》《福建日报》发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语录》是通行证，人人都要会背几段，否则，过路、过桥、看电影是通行不了的。真的很佩服我的父亲，他不但会全文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甚至《毛泽东选集》里的很多文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每年参加县里召开的“三级扩干会”，回去以后，他能够原原本本地把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的讲话传达下去。接触过我父亲的人都很惊讶，他怎么能够记住那么多的东西?随便一个人，在街道上跟我父亲聊上几句话，两年三年以后再遇到，他一定会记住你的名字，并且记住当初你告诉过他的事情。父亲能记住很多人的家谱，比如你的爷爷奶奶是谁?你的父母亲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一个个从事什么职业?各有几个孩子?在哪里工作?往往记得比当事人还清楚。父亲子女辈即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孙辈18个、配偶13个，曾孙辈20个，他能够记住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及准确的时辰。到医院为母亲拿中药时，他不用带药方，几种药?多少量?流利念出来。父亲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早、中、晚都看新闻，他能够按顺序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不差地背下来。真可惜父亲出生在那个年代，更可惜他没有机会读书，否则他一定会成为某个领域有成就的专家或学者。

五

父亲曾经有过辉煌，曾经是村子里的“大救星”。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父亲亲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父亲1953年5月入党，不久就出任梅营乡(小乡，相当于现在的村)党支书，继而当选漳平县人大常委，出席首届县人大会议。由于父亲的勤劳能干，1951年起，他连续四年荣获漳平县、龙岩地区劳动模范。

1955年5月，父亲调任官田区委组织委员，后抽调漳平县委检查团工作;1957年2月，调任双洋区赤水乡工作队长。他兢兢业业，率先垂范，与当地群众一起早摸黑，同甘共苦，顺利推进了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他的先进事迹在《闽西日报》专题报道过。

1958年2月，父亲任官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1960年6月，调任永福公社副书记，当选县委委员;1961年10月，出任赤丰公社书记(其时，永福公社析分成文星、赤丰两个小公社)。1959至1961年，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歉粮饥荒，民生凋敝。一次返乡，父亲得知梅营村400多人，竟有26名青壮年饿死，一大半村民患上水肿病。又见上年洪灾肆虐留下的痕迹，全村600亩农田撂荒，36个加工草纸的作坊被毁坏。父亲见状，心如刀绞，同时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辞职，回家带领村民摆脱困境，为家乡效力。

1962年2月，父亲出席龙岩地委扩大会议，听取大会传达党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中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谋求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困难。会议后，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提出申请，要求返乡扶贫解困，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因为父亲一贯表现好，工作出色，时任县委书记田若坚决不答应，说：别人辞职可以，你陈清木就是不能走。父亲不死心，一连写了五封的辞职报告，眼看父亲去意已决，同年6月10日，漳平县委批准了父亲的辞职请求，让他担任梅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官田公社党委委员。

父亲返乡后，积极拼搏，艰苦创业，带领村民发扬苦干、实干精神，自力更生，狠抓基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几年努力，到1963年年底，全村恢复并扩大农田面积800亩，开垦竹山2000亩，当年粮食增产50%以上; 36个纸寮(草纸加工坊)全部恢复草纸生产，年产草纸1.5万捆(每捆20斤)，全村增收4万多元。之后，每年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梅营村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村，梅营大队一直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榜样，《福建日报》《闽西日报》接连给予宣传报道。

1966至1969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父亲趁势而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本村群众到8公里远的官西村鸭头、黄坪村等地开荒，披荆斩棘，填洼造地，开垦农田200余亩。在父老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梅营村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除每年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加价粮任务外，全村还增加粮食储备20多万斤。这在当时各地普遍缺粮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1969年6月，在福建省刘永生副省长的带领下，父亲以模范先进分子的身份参加全省“农业学大寨参观团”赴全国农业生产典型大寨大队参观学习。这是福建省第一批组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1970年，《福建日报》先后三次刊发专题报道文章，介绍父亲的先进事迹，并赞扬他不求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1973年，他光荣出席龙岩地委党代会。

1962至1978年，父亲担任梅营大队党支书17年。在他的带领下，梅营村的各项工作始终走在全县前列。全村人口由他刚回村时的373人，增至1978年的715人，大队常年储备粮食20多万斤。社员出工分红10工分最高1.6元，最低0.8元，大大高于当时全县的收入水平。梅营大队连续多年获全县“农业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林清玄先生说：“工匠把一把椅子做到无懈可击，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种出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穷人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可见生活品质并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甚至某一时代的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父亲拥有了很高的生活品质。

1978年10月，父亲到官田公社企业办工作，任单位负责人。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2年2月，主抓装机容量1200千瓦的双溪口水电站建设。电站建成后，成了一名水电站发电工人。1991年再度返乡。从1991年2月到2005年，父亲以花甲古稀高龄，在官田乡至永福镇公路路段养路14年，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其间的事迹也在《闽西日报》报道过，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六

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深切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社会的无悔奉献，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行。

父亲的一些鲜活事迹一直在家乡流传。1993年12月，我到漳平市委组织部工作。部里一位刚从老干局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领导叫苏启积，当他一了解到我是陈清木的儿子时，立马说起了我父亲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家乡是远近闻名的草纸产地，也是村里收入的主渠道。做草纸的原材料是成竹的春笋。起初，村民不自觉，经常上山挖春笋吃。如果春笋少了，自然草纸的产量也就降低下来了。为了阻止村民挖春笋，村干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但是收效甚微，屡禁不绝。于是，父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村民大会上宣布: 从明天起，谁再上山挖春笋，一经发现，杀猪一头，猪肉按人口分发给全村人，同时罚“放映一场电影”。当晚开会，父亲故意不通知母亲参加，第二天一早，又借故巧使母亲上山挖春笋，然后又安排别的村干部去发现，人赃俱获。当天，父亲把家里最大的一头猪杀了，亲自到各家各户去分猪肉。过几天，罚了一场电影，在现场当众作出深刻检讨。这件事情之后，村民们再也不敢上山挖春笋了。第二件事。大集体年代，每户人家都划归一个生产队，参与劳动、分红分口粮。全县就我一家子没有固定的生产队，而是独立划出几亩耕地，当年哪个生产队落后了，就带着那几亩耕地投靠那个生产队。这件事，我幼小时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几乎呆过所有的生产队，包括专业队，除兴家头自然村外，村子里所有的田，我都去干过农活。至今，我脑海里能够详细描绘出家乡每一片农田的轮廓。第三件事。是移风易俗的事。千百年来，农村嫁女儿都收聘金，这已经是铁打的规矩，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我父亲的思想却非常先进，在我大姐成人的时候，他明确宣布: 移风易俗从我做起，我嫁女儿绝对不收聘金，一分钱也不收。嫁给谁也绝不干涉，只要年轻人双方满意就行啦。父亲这样说，也这样做了。我姐姐1974年结婚，她是全村第一个出嫁不用聘金的女孩子。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姐姐姐夫因此感恩父母，关怀入微，百般孝顺，尊敬长辈，供养弟妹，生活上照顾父母亲最细致、最妥帖，是兄弟姐妹中对家庭贡献最大的。

父亲经常对我说，他当村支部书记17年，没有多分过一粒谷子，没有多占过一分钱的便宜，甚至没有拿过公家的一根稻草。我父亲一辈子做过那么多好事，作出那么多的奉献，然而，却有一件很纠结的事，直到他离世时也没办法解决。是这样的，文革结束后，各地都在落实政策，一大拨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大批多年离开单位的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也有一些原来犯过错误，贪污、腐化、诬告、怠工、偷窃、妄为等被清除出去的人，全都风风光光地坐进办公室，拿起了国家薪水，还补发了工资，子女招工招干。父亲原本是正式国家干部，担任过县委委员、乡镇主要领导，跟他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后来都成了离退休干部，父亲什么也不是。于是，父亲连年向组织申诉，成了二十多年的老信访户。然而，党的政策明文规定:“有错必纠，有冤必申”，父亲没有犯过错误，不是被处理回去的，因此找不到落实政策的依据。因为如果我父亲犯了错误，被处分了，就可以当着是被迫害、被迫辞职的。很多人为我父亲的事奔波呼吁，龙岩地委原副书记任元寿、原地委委员林国良等还几次专程到漳平，找了县委的主要领导，认为我父亲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回去的，而且做了很多贡献，应该给予落实政策。漳平县委也为我父亲的事，专门起草了好几个文件，一个一个往龙岩地委组织部送，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理由很简单：我父亲是自己要求回去的，最关键的是没有犯过错误。只要我父亲当时有犯一点点的错误，就可以套得上政策的，“有冤必申”，我父亲没有什么“冤”可申啊。其实，没犯错误就是我父亲最大的“冤”!

后来，我担任漳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干部工作，父亲以为这下好办了，有希望了。漳平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也纷纷找到我，要我为父亲的事努力，这里要特别感谢漳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长期担任市关工委主任的曹永德同志，为我父亲的事，他比我还急，一见面就批评我: 文东，你不能太马列啊，听说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其他都落实了，为什么就帮你父亲落实呢?我除了解释还是解释，真的无能为力。我总不能对父亲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去犯点错误呢?

缘起微风，情落雨露。“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目送》)。小时候问母亲: 星星是什么?母亲说:死去的人都变成星星。如今，我常常在寂静的夜晚仰望星空，寻找我的父亲与母亲，更希望能够跟他们遥遥对语。

感恩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拥有宝贵的自己;感恩父母，是你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明白了奔跑的方向;感恩父母，是你的慈善与包容，滋养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仁爱胸怀，我们至今和睦相处、相爱如初。席慕蓉说：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逝者登仙境，生者当如斯。愿父母亲天堂里安好!

2019年4月25日

附：《父亲》(2018.10.31作)

父亲

那一天的傍晚

我特别的想哭

但是

所有的泪水

都已经回流

在心里

筑成了一个漩涡

找不到它的出口

当我，第一次